中国陆军战略大转型呼之欲出

中国陆军战略大转型呼之欲出


大中小2012-01-08 01:31:1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和其他国家海陆空军种各有自己悠久历史传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靠陆军打出来的，其他军种兵种从士兵到将领，都是从陆军整体转型过去，其自身的历史传统非常浅近。如中共建政后的首任海军司令肖劲光，空军司令刘亚楼等，都是陆军出身，且大半戎马生涯都是在陆军中度过，即使转型过去，其自身的陆军色彩仍非常浓厚，与陆军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陆军在解放军中是当之无愧的绝对老大哥，在历届军委成员中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从文革后20世纪八十年代直到2002年十六大之前，非陆军将领，只有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一人在1992年进入军委并担任军委副主席。从2002年开始，军委确立海空军和二炮部队司令员成为军委当然成员，这标志着解放军现代化转型的初步完成。但是随着新时代战略大转型的开始，高科技军种在现代化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重，陆军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将遭到削弱，其在军委中的绝对地位势必要受到进一步挑战。下届军委中，陆军若能保有6席就很正常，甚至只剩5席都不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少壮派将领若要获得晋升，进入军队最高领导层，除了政治上正确跟对人之外，自身过硬的历练，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适应新形势下现代战争的各类专长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可以说，中共下届新军委成员将成为解放军战略转型方向和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值得格外注意。



新型军事人才吃香



随着徐才厚郭伯雄陈炳德和梁光烈一干高级陆军将领的即将退役，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1949年出生）将成为陆军中的大哥大。如果卡死年龄线，本届军委中10名职业军人能进到下届军委的将只有3人。除了海军的吴胜利上将（1945年）和空军的许其亮上将（1950年出生）之外，陆军中只有常万全一人。海空军等高科技兵种由于武器更新换代快，对年轻化要求高，职业军官相对提升快。而在更讲求资历和传统的陆军中，要想获得快速提升，除了机遇之外，更需要有过人的能力，而要升到更高的级别，军事学识素养更不可缺少。



常万全1968年入伍，从普通士兵做起，一直在一线部队任主官，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军区参谋长和军区司令员，资历堪称十分完整。此外，他还担任过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国防大学教授，主讲战役学，具有相当深厚的军事学术素养。2008年中国首次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正是常万全担任航天工程总指挥、神舟七号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在人脉机遇上，常万全和两位解放军老将领有渊源，分别是韩先楚和郭伯雄。常万全在1978年9月至1980年2月，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工作，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秘书。另外，而常万全和郭伯雄的渊源。则是两人都来自兰州军区，且先后在陆军第47集团军任军长。



由于现任军委委员中，两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总参谋长陈炳德和国防部长梁光烈都面临退位，下一届军委班子将有太多的位置适合常万全选择，是当军委副主席还是接任总参谋长？或者转任国防部长？这除了要看最高当局的需要和安排，同时也要看军内各路人马折冲樽俎的结果。但无论上述哪一个位置，常万全都能胜任有余。



军委四大部再加上国防部是：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一共五个部。其中国防部自从林彪之后，其在中国政治和军队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到现在已经远不如总参谋部实权在握，而成了个空架子。因此，指挥军队，总参谋部权力最大。总参谋长一职，在明年陈炳德退休后，如无意外，照例将由现任常务副总参谋长章沁生（1948年）上将接任。



章沁生2006年底由总参谋长助理职位上连升两级，被直接拔擢为副总参谋长，一时震惊军内外。此前，他一直在各兵种和军区的参谋部门和作战训练部门任职。大概为了补强他的历练，担任副总参谋长仅半年，章沁生就被外放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两年，然后重回总参谋部任常务副总参谋长。章沁生虽然缺少团师军各级一线主官的历练，但他擅长现代联合战役理论和训练，并且，他当年在总参谋长助理和副总参谋长任上时，主要是协助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主管军方外交及情报工作，曾参与解放军与美军对话以及与俄罗斯联合军演，同时也代表军方成为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参与对台湾和对港澳的决策。章沁生是目前军中战略意识、国际意识和现代意识很强的将领，据说当局对他倚重颇甚，他当总参谋长并进入军委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有望接掌总后勤部长一职的副总参谋长侯树森上将（1950年出生）则是陆军内最受瞩目的“另类”高级将领。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才入伍，随后主要在参谋部门任职，主管军队后勤工作。早在80年代，侯树森就发表过关于三军联勤的学术论文，是解放军基层部队中最早探讨三军联勤问题的将领之一，并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首屈一指的后勤补给专家。2009年，他作为沈阳军区参谋长，跨越两级，火箭式飞升为副总参谋长，震惊军内。他的破格提拔表明中共总参谋部认识到未来战争中后勤保障的极端重要性，正在强化军政和后勤保障工作的联动。侯树森除了文武韬略（他现在虽然已经61岁，还能随便就做50多个俯卧撑），还律己并规勒部下甚严。据说他当初在沈阳军区后勤部时，每天坐车回家，下车时都会随意瞄一眼里程表，第二天上车时还会再瞄一眼， 因此给他开车的司机从来都不敢狐假虎威，开着他的车到处乱晃悠。



传统型陆军将领衰退



从法律角度讲，国防部是中国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属于国务院序列，不属于军队序列，它的基本职能是：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但是，国防部并没有实际军事指挥权。多少年来，国防部一直没有设副部长，甚至连专门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只是在军委大楼里办公。但是国防部长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最高首长以及军委成员，依然有其重要地位。传统上，国防部长一职属于陆军势力范围，因此，未来国防部长人选将会在目前年龄未到线，但又足够资深的现役陆军上将中出现。比较被看好的，是现任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1948年）上将，以及现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1947年）上将。



按照目前中共军队正大军区职退休年龄以65岁为限的规定，下半年的十八大上，王喜斌和范长龙两人如果不能更上层楼就将面临退休。两人资历差不多，但命运却颇为不同。



王喜斌曾任王牌军38军参谋长和27军军长；2005年升任北京军区参谋长，2007年授予中将军衔，同年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2010年破格晋升为上将。因为，自从2000年以后，原则上以“担任正大军区职满2年，同时晋升中将军衔满4年”为提升上将的基本条件，同时还有名额限制。王喜斌获授上将时，担任相当于正大军区级别的国防大学校长超过两年，但升中将满打满算只有3年。而他竟然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有限名额内破格提升，令人瞩目。



范长龙则一直在沈阳军区第16军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干到该军军长。2002年授衔中将，然后于2003年被提拔为总参谋长助理，2004年到济南军区当司令员。当时的范长龙被视为军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不仅提升迅速，而且每一步都被看做是下一步提升的重要台阶。更重要的是，他深得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看重，几乎是在徐才厚的完全关照下发展起来的。只是人们没料到的是，范长龙在济南一呆就是7年，蹉跎到今天。相比较之下，跟他历练相似的章沁生，从总参谋部到大军区，再回总参谋部，如今比他高了已经不止一个台阶了。有一种说法是范长龙太过于唯徐才厚马首是瞻，得罪了军中其他势力和大佬，故遭到集体抵制。再加上从他自身来讲，范长龙属于传统型军人，经历和专长都比较简单，不太符合解放军目前处于战略转型的趋势。与其他上将相比，他既没有侯树森的后勤补给专长，也没有章沁生对联合作战的钻研和情报综合能力，甚至还不及房峰辉电子战理论的心得和张又侠具有越战实战经验等的优势。若明年十八大再不能进军委，以他的年龄，就要下课了。



五十后双子星闪耀



在目前七大军区司令员中，只有房峰辉和张又侠这两名上将属于“五十后”，在年龄限制已经发展成为决定解放军将领进退的重要机制情况下，房张二人可望再升一级，甚至是下届军委的黑马。这两人出身性格及专长迥异，却又是中国陆军战略转型需求孔急的人才，因此被各方看好。



张又侠上将（1950年）是中共建国以后授衔的首批上将张宗逊的儿子，是当今解放军仅有的两对父子上将之一（另一对是张震和张海阳父子上将）。张又侠18岁参军，从士兵一直干到连长。文革结束后，由于其父张宗逊文革中有亲四人帮倾向，张又侠在军队中也受到牵连，他一度灰心丧气申请退伍，不料当他准备离开部队时，中国对越战争开始，在军中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张又侠立刻要求缓行退伍，请战上前线。这在当时许多军中高干子弟闻战请退形成鲜明对照。张又侠后来以参谋的身份到作战第一线，亲率连队作战，因战功卓越，战后破格升为团长。然后在1984年对越作战中，指挥所在团于老山战役中坚守阵地，消灭越军数千人，战后被提拔为师长。然后从集团军副军长，军长，军区副司令员到司令员。可以说作为一线主官，每个主官职位他都一步不少走过，也在三个大军区（成都，北京和沈阳）历练过。



张又侠为人桀骜不驯，但打仗足智多谋，善于指挥军队，作战经验丰富。而且七大军区司令员中唯一有指挥实战经验的。这在当今新一代将领作战经验少，参谋人才多，指挥能力弱的群体中，他的个性和能力显得格外突出。可惜中国军队中没有陆军总司令这样一个绝对适合他的职位。如果不出意外，他进入总参谋部，担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可能性很大，即使破格提拔为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长，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张宗逊虽然文革中有过失误，但当年在一野西北野战兵团时和习近平老爹习仲勋，同为陕西人，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长期共事。有这层关系，张又侠会否得到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另眼相看，值得关注。



房峰辉上将(1951年)自1968年入伍后一直在新疆地区服役，是军中有名的西北通。和张又侠不同的是，房峰辉军旅生涯中多半担任参谋职务，主要职司整理战斗资讯，因此十分擅长分析筹划、统一协调的幕僚性质工作，并且对于部队中各幕僚的具体的分工、执掌相当熟悉。房峰辉是军队将领有名的电子发烧友，据说他的最大乐趣就是钻到电脑房，研究开发军事指挥的新软件。



房峰辉不仅在职务上有优异表现，而且与军方高层关系非常密切。房峰辉与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祖籍同为陕西咸阳，并且在他任驻陜西的陆军21集团军军长时，郭伯雄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两人是长官部属的关系。2007年，房峰辉从广州军区参谋长任上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2009年大阅兵，他担任总指挥，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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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年曾有名言：正确的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如果套用此言，一旦中国陆军转型方向决定之后，高层将领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观察上述陆军将领的未来职务动向，以及他们在未来军委班子中的位置，就应该可以看出解放军对陆军在未来战争中的适应能力和扮演角色的战略思考。







(奚玉仁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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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 中共党刊炮打总理温家宝

2012年元旦 中共党刊炮打温家宝


大中小2012-01-01 22:24:08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针对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的道德滑坡已经何等严重的警告。2012年元旦出版的中共最重要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指出，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中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主流是发展进步”的结论。这是中共喉舌第四次不点名批判温家宝。同一期《求是》刊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文章直斥，敌对势力正加紧西化、分化中国，尤以思想文化领域重点作长期渗透，须以有力措施“防范应对”。











2012年1月1日，全国协商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九常委出席并观看文艺演出。



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在与中国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家宝此言一出，引起海内外舆论强烈反响和共鸣。不过，在9月27日“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否认道德滑坡。中共党报《光明日报》10月31日借“小悦悦事件”发表“光明时评”《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批评温家宝的“道德滑坡”说“大有偏颇之处”，“过于武断”。一个多月后，《光明日报》12月6日又在头版发表“光明专论”《是“滑坡”还是“爬坡”？——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考》，再次公开与温家宝唱对台戏。



元旦出版的2012年首期《求是》杂志暗批温家宝评价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立场有问题。《求是》杂志说，评价当前中国道德状况的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



《求是》杂志指出，评价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这次《求是》杂志否认道德滑坡，是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之后，中共喉舌第四次不点名批评温家宝的政见。2010年8至9月，温家宝在国内外八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高调表示“停滞和倒退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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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鸣 撰稿)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0月27日发表署名“郑青原”（意为“正本清源”）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认政治改革停滞和倒退，暗批温家宝背离“正确政治方向”，批评温家宝“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对此，温家宝罕见“反击”。于2011年4月23日邀请香港左派元老级人物吴康民到中南海单独会谈一个半小时。在提及中国改革所遇到困难时，温家宝罕见提到，主要是两股势力，一是封建社会残余，二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人民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温家宝同时允许吴康民对香港媒体公开会谈内容和温家宝夫妇宴请吴康民夫妇等照片。在外界引起各种解读。



针对小悦悦事件，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曾经援引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指出，官德败坏是中国社会道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当其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的行径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如此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实在太不可信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不过，《求是》杂志说，中共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共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求是》杂志承认，中共的执政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求是》杂志最后将社会舆论放大效应列为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求是》杂志说，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的对象。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中国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方鸣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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