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毛泽东传位江青不可逾越的最大障碍
大中小2014-02-08 00:11:14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历史】文革后期，毛泽东的身体状态已是日暮西山，不得不考虑接班人人选。作家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在1972年昏迷之际假意传位与周恩来，此时的毛泽东为未来家天下的布局迷住了心窍，视周恩来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大功不赏反而加害。甚至在周恩来病重之际，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以下为书中第三十七章全文摘录。
晚年毛泽东与周恩来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的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的时候，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泽东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
“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祠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探球又扔给了毛。
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加上上次交权一幕周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决心要整治周恩来，把周的风头压下去。
自“9·13”事件以来，周恩来协同毛泽东挽救了中共政权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接着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为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拨正了航向，建立了旷世之功。毛泽东为未来家天下的布局迷住了心窍，视周恩来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大功不赏反而加害。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传达了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 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 不要检查；
第三、 不要开刀；
第四、 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8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拦回，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护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一拖九个月。1973年2月一天早晨，周恩来小解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毛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诉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吴阶平为首的专家组冒着抗命的风险，在检查中悄悄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但已过了早期治疗的时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6月1日，周恩来才住进305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转移的信号，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毛泽东所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后党临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后党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泽东晚年心理时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他决不允许周恩来平静地疗养，接连对周进行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10月下旬。这是周恩来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一年零五个月。在这个关键时刻期，周恩来最后奋起，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周旋到底，不使政府落入“四人帮”手中，扞卫民主共和国，阻止毛泽东搞变相的封建世袭，实现家天下的阴谋。1975年“4·5”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周恩来，不要毛泽东！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4·5”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第一次打击：
1973年2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他。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匪子，不打他就不投降。”政策基点放在“打”字上当然是对的，周恩来拒绝对美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年6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153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
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狗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
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7·4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赶紧写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了十大的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中央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当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的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议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每个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家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8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的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洪文、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国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做了8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66页）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首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并请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议，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自此形成“四人帮”。
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出1972年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跟着起哄的有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恩来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他也不想在制造了一个“卖国贼”林彪之后，再制造一个“儿皇帝”周恩来，真这样干，自己也会翻车。于是，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35页）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的表现是提名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没有批准。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在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十分警惕这一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72页）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
周恩来理解毛的用心，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在会上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闻生提出，自己年岁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月4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定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不能听周恩来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拉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第二次打击：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谈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达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注：江青致二十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了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是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么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个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文化大革命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15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是昏头昏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后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12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死亡，并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8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万6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念的是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着，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面南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不久，他的表亲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说：“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
两人讲了一阵闲话，又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喻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力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4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肩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残疾。周习惯性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请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授给他读《水浒》。突然于1975年8月14日发表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帅，邓小平是披挂上阵的急先锋。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雕。
9月7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把邓小平继任总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理。毛泽东后来要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
躺在医院里的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这使他非常伤心。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7月6日，20日。他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日为毛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侯在旁。这些表现居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8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经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1974年6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账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吧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根据陈锡联1980年8月6日的揭发材料）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判经验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没想到周恩来反应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许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暴君，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毛泽东此举比暴君还要无道，使自己失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向在场的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一青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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