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评价胡锦涛的十年

公正评价胡锦涛的十年作者：张广昭|来源：文摘|日期：2012-11-22 18: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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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11月16日发表了FT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专栏文章《胡锦涛执政十年的功与过》，文章认为，虽然胡锦涛使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胡锦涛一直没有勇气大胆推进改革，使过去的十年成为不作为的十年，失去的十年。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胡温时代”的基本结束。对于过去的十年，各方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但功过是非背后的复杂原因，往往被忽视。
11月15日，69岁的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这个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上刚好干满1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过去的十年，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都纷纷指责胡温政府，认为中国行进在一条不恰当的道路之上。左派认为，中国太“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少了些；右派认为，中国过于“特色主义”，普世主义不足。平心而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包括美国，都不会尽善尽美地满足国民期待，完美无瑕。
事实上，外界对胡锦涛执政时代的不满，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任期。然而，人们忽略了第二个任期的一个大背景。一个是国际层面的，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茉莉花革命”。另一个是国内层面的，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人民表达渠道的增多，权利意识的觉醒。
所以，当胡锦涛面对外界指责的诸多问题，如没有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国家垄断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司法不公、社会不公时，相信他也会感到交瘁、疲惫甚至是委屈。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速的十年。然而，由于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忽略了胡锦涛和他的团队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会后的世界各国，除了德国的日子好过些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然而中国，至少使国家在正常运转，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坦白来讲，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当家人实属不易。
更根本的是，作为中共建国后首位平民出身的总书记，胡锦涛在10年执政中受到了太多的掣肘，这些掣肘既来自他自身观念的局限，更多来自卸任元老和“红二代”利益集团对他的制约。这让原本就个性谨慎的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遏制腐败、破除利益集团等关键问题上魄力不足，建树不多。
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财政纾困基金，大部分落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央企。再加上中国紧密的政商联系，特殊群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财富聚集反而跃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财富的攫取、掠夺，是一种人为拉大的差距。
但是，不能因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就忽略胡锦涛时代在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公平正义的努力和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民等弱势群体从来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权益从来都没有被其他阶层的人群重视，始终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相对以往，胡锦涛时代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远超前几十年。这从笔者在农村做的一个实证调查结果相吻合。
笔者前不久在农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幸福感的访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认为，胡温政府过去十年，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等等。当然，这项调查是在中国中部省份的传统农村做的，对沿海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是否适合仍需检验。
二是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对胡锦涛时代诟病较多的问题是政改突破不足，钳制舆论。但是政改之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告诉我们，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所以，中共采取了渐进的政改路径，不敢轻易冒险。
但是，胡锦涛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没有作为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之前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李源潮、汪洋都被视为开明的改革派，而他们与胡锦涛有着亲密的关系，被视为“团派”人马。李源潮从江苏主政时，就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以及选举民主，有的突破性还很大。汪洋更是以开明进步的做法出人意料地处理乌坎事件，这些都是体制内非常大的改革举动。另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国内外突破界线的谈政改，并主张坚决查处薄熙来案，背后都与胡锦涛的支持和默许有关。
确实，过去10年，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并没有明显的突破，胡锦涛时代在这一领域依然以守成为主。但在过去10年，中国舆论整体上更加开放，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生态。换句话说，中共没有一味抗拒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时代潮流，而是逐渐适应这一潮流并开始向普世价值靠拢。正是在胡锦涛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中文版在中国合法落地，这些媒体在开启民智、公共讨论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共这样大胆的举措本身就是在向文明靠拢和顺应历史进步。
中共十八大，胡锦涛出人意料的“裸退”，一并卸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这不仅是一种“高风亮节”，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值得一书的一笔。尽管留下了许多缺憾，胡锦涛主政的10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逐渐进步、思想更趋多元的10年，是他尽其力推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进步的十年。
总而言之，在留给接任者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胡锦涛也留下两项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丰厚的国家财富以及权力交接的制度化。相信，历史春秋将会给这位执政者以公正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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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防长：20年内中美可能发生冲突

美前防长：20年内中美可能发生冲突
大中小2012-11-22 21:25:4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首次亚洲行引发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猜测。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19日在《评论汇编》杂志刊文称，如果美国不能令经济和国家运作恢复正常的话，中美两国到2030年前爆发冲突的很可能将增大。
布朗在文章中称，尽管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已经遇到瓶颈，而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变正加强着内部的摩擦。随着快速的城镇化、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管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比过去更加困难。
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原因。历史告诉我们，新兴国家崛起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已有的领导国家发生竞争，而双方间的冲突经常导致战争。从现在来看，两国间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了中美的紧张关系，而只有中美两国都做出改变，这一紧张局面才会安全地得到缓解。
布朗还称，更紧迫地是，中国在南海和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及对邻国影响力的扩大都令美国陷入了两大危险之中。首先是对抗，中美可能直接发生冲突，或因美国卷入中国同邻国的冲突中而发生碰撞。另一个危险是，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泰国或者缅甸可能“将落入中国的战略势力范围中”。尽管这些国家中的多数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战略制衡对手，但是有的国家还是认为更接近中国要安全得多，因为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同中国的贸易。
文章分析说，美国需要用回应来保卫自己的盟国和利益，但是其行为也需要调整，以减少中国的顾虑。方法之一就是要理解中国的动机。中国需要“领导”东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增加军事实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世界要有信心，即使到2030年，美国仍将比中国更强大、更富有、更有影响力。
文章指出，也许避免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上展开合作。但是，到2030年中美两国可以不发生冲突仍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尽管在至少15-20年内，美国仍将在军事力量上面占上风，但是，“不对称的战争”可能会削弱美国的优势。
布朗举例称，为了应对最新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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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表示，美国现在最严重的挑战是要让美国的经济和国家管理恢复正常。只有做到这些，奥巴马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同中国打交道。否则，中美发生矛盾的可能将继续增加。

(雷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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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大财经 石齐平：缅甸成新世纪中美博弈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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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未来走向面面观：要执政党不要革命党

习近平未来走向面面观：要执政党不要革命党
大中小2012-11-03 00:20:30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中共十八大换届即将拉开帷幕，胡温十年功过自有历史评判，眼下最让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否有所变化。作为一个通过长期武装斗争方式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政权的政党，中共地位上的翻天覆地并没有带来思维上的全面转变，还不能平和地将自己作为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者和管理者”看待，继而出现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给中国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但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政党必须适应客观的变化发展，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现实状况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是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已经开启了序幕，习近平也被寄予了厚望。
中共做执政党思路早已提出
2008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他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在当时众多评论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突破，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共已成为“执政党”的概念就一直被提出。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这样的表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在谈到党风建设时都使用了“执政党”的提法。十二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段表述后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修改后收录，内容虽然没有用“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这样的概念，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功能定位及其变化已表述得非常清楚。
十六大后，中共又确立和制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中共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创新。胡锦涛执政期间就曾反复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更加突出、更加紧迫地摆在全党面前。”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共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一味地空喊口号，但在现实“地位转变”之后却长期未能实现“角色转变”，从而形成了“革命角色”与“执政地位”的历史错位和矛盾冲突，长期继续充当和扮演革命党的角色。而且，地位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上实现了，而在主观上人们对执政地位的认识并没有到位。
“法治”是确立执政党合法性的最佳途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合法性也一直备受外界质疑。法治的目的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彻底摒除“人治”成分，当然执政党也不能例外，但现实情况是“依法治国”提出了很多年，还仅仅限于“目标”，“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迷思并没有去除。
首先，中共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差异是没有反对党，这个差异也就是东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时混乱的原因。其次，中国特色模式的“一党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各种革命党的思维掩盖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发动政治运动和快速发展经济等等，以至于在天下太平时，就只有知识分子会从纯理论层次去探讨一党和多党的问题，一旦出现乱世，所有人就会从政治的虚无转化为批判，一党专政自然而然成为怪罪的对象。
这种对中共合法性的挑战也确实出现过，一次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以此解决了第一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在20世纪末，这一方法似乎取得了成功，没有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在腐败和可能的经济衰退面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要求是十分脆弱的。江泽民时期的政府沉重打击了一些非法的政府活动，尽管如此，腐败和滥用权力仍然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长期威胁。
因此，如果要延缓在这个议题上的争辩只有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不过，长期依赖于此为合法性的来源也存在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对政治稳定这个合法性支柱也构成了威胁。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近年来有把民族主义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趋势，这点可以从中国在外交上的举动有所显现。
但总归，法治是中共合法执政的最佳途径，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探索出的治理国家最合理的模式，用“法治”划清“人治”界限，限制政府权力，防止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到近来出台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共正逐步通过司法改革切实推进法治。而薄熙来事件发生后，胡锦涛也在今年的“7•23讲话”中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在此后的“9•29讲话”中再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显示出中共高层“依法治国”的决心，而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习近平更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个契机。
“新政治观”为习近平变革护航
舆论中，习近平广泛被认为将是一个积极进取型的执政者，最新展示被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是党刊《人民论坛》刊发的七篇有关探讨“新政治观”的系列文章。其中总论文章忧心忡忡地抛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的问题；而由此带出的结论则是：只有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扬弃“革命思维”，建立起与一个大国的身份及现实的环境地位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在主推文章《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中，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更新，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
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的文章则认为，革命党思维依然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思维方式转变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利益问题。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
该系列文章一时间在舆论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但由于党刊受众层面限制未能形成大的讨论。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则接力刊文将舆论效应最大化。其中，《现阶段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并非尽善尽美，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国的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自乱阵脚，在犹豫徘徊中错失机遇、断送前程。《攻坚克难，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一旦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就会暮气丛生、积弊日深，最终积重难返。
分析认为，“新政治观”中反复强调的主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2008年习近平的党校讲话相迎合，是在为习执政后的一系列转变“护航”；而党报合力党刊造势向外界推介中共的未来理念是进一步为其接班后施展拳脚夯实基础。进而有分析称该系列文章是习近平意在向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治走向划清界线，并针对标榜毛泽东路线之新左派的批判的一种暗示。不过，鉴于中共六十余年的执政经验，一味的去毛化显然非其执政意图，如果清晰定位的话，中共是应该是正在积蓄能量来“超越”革命党的历史角色，让“革命”作为曾经行动的方法和批判的依据，转而成为实践精神的指导或灵感，从而建立执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接收，并逐步放开对西方的认识，彻底消灭极“左”思维，为中国找到出路。

(洪砂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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