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治国”：习近平时代的东西方新较量
大中小2012-08-28 22:12:3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近20余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间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多表现在经济发展及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的比较上。西方一直理直气壮地将“民主选举”作为“普世”的政治体制来推崇，而经济发展同社会的财富积累被视为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优秀的标准。但这一切在最近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被视为“专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不到30年间冲到世界第二位，这令西方国家开始一致向“东”看。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崛起与美欧债务危机形成了强烈对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甚至有西方学者提出，“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学些什么”。
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通过选举择魁组阁还是一党制下的“选贤任能”，最终都是以能否找到有贤能、重操守的官吏治理好国家、服务好民众为目标。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治国人才的竞争已经在当今被认为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早有古语指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使“G2”的话题在如今越来越被认同，可以设想未来的“G2”竞争，还是东西方较量，选贤治国的问题会日益成为体制讨论中的核心问题，而也将是中共在十八大后接任的习近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党制”下的官员效率体制开始被关注
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被质疑到被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自身发展的成功，成为世界影响力的巨大存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 而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表现，被视为奇迹。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
从治国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在于，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充当了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而以美国来说，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家运行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180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而且，毕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以后的事情？西方政党受任期制的限制，是一种消费心理，并不会去思考给下届留下点什么。
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另一大优势即在于，中共是一个更负责任高效率的政府，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最为显著的一个对比是，2008年中国汶川遭遇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中共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相较之下， 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总统小布什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此时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这虽然只是个案，但西方国家在应对自身突发事件时，往往总表现得相当混乱和低效。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不仅造成低效率，其最终决策也会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造成的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被民主党提名为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克里（John Forbes Kerry）曾指出，50年前一届国会出现冗长辩论的状况只有两次，但现在却高达100多次，让国会几乎陷入瘫痪。
“程序民主”未必能产生好领导
原本，西方国家通过选举择魁组阁，是为了党派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求选出最好的领导人，真实地体现民意。然而，现实是，在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此外，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各政党通过人为分割社会，形成各自意识形态根据地。像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每天看着两党的恶斗的上演。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而且，在实践层面，选举本身的很多特征导致它无法产生有代表性的代表。比如说，美国国会基本没有工农代表，选出来的结果都是精英；再如，过程非常容易被操纵。如果今天说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恐怕都不能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连西方政客自己也说，在美国民主程序过程中，最大问题是过多的资本驱动。还有，更为精妙的算计策略性投票……政客们深谙此道。
粗糙地说，西方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规则：由利益集团和政党大佬暗箱运作，然后，就是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够通过造势胜出，如宗教信仰、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是否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等等。选举原本是为了优胜劣汰，但实际上选民对于候选人，往往是只能听其言，很难观其行。
这种注重“程序民主”的特点不在于选了谁，而在于怎样选。正因如此，所以看到了美国曾选出8年治国无方的小布什；会让深陷招妓、性派对丑闻及腐败起诉的贝鲁斯科尼能够赢得意大利总理之位……其实，选举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全民公决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尊重少数人意见同样也是民主，而当把选举等同于民主，那就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如此机械的理解，恐怕就会导致民主流于形式而失去实质。
“选贤任能”更实际 注重连续性
在西方国家，每到选举季，各方拉票，热闹的场面眼花缭乱，这种靠表演秀竞选领导人的方式，整个过程仿佛像是看一个巨星是如何诞生的，而不是选出一位能管理国家的优秀领导人。2008年，当帅气的奥巴马以“Yes, we can change”征服了大多数选民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仅仅做过参议员，可以说基本没有低层经历和行政经验，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度，选拔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如今，要加入共产党也并不容易，候选者需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而从入党，到成为政治人才，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更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2002年中共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建立起了一套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清晰地列出选拔任用条件，如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学历等，而后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再经党组织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酝酿考察，集体讨论后作出任免决定，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整个过程须在（监察部门）监督检查下完成。在之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将官员选拔过程曝光于“聚光灯”下。整个组织考察过程由“单一评价”走向“大浪淘沙”，避免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情况。
更为别具一格的是，中共党内各级都会定期召开党组（党委）会、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座谈讨论等，甚至政治局常委也会定期举行集体学习，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先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五•七”干校等，专门用于对干部进行培训。目前在中央一级，据悉已形成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官员学院、井冈山官员学院、延安官员学院以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一校五院”的培训链。
打破意识形态 东西方应更融合
曾被看成威权政体中“唯一现代模式”的苏东共产党的倒台一度拉响警钟。苏共最致命弊病在于：忽视了对自身制度建设，长期执政使执政党领袖走向个人独裁和专断。做不到自身的蜕化，就无法自我调适，进而导致政党的衰落或终结。中共原本也是一种党政不分、权责不明、过分集权的体制。“文革”期间的“一元化”领导更是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文革”后，邓小平直指“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率先垂范，带头破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后，对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做出了基本要求——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确定。以最高决策层为例，9个常委分权制，相当于美国总统的权力被9个常委分权，互相制衡，也让决策显然更民主和科学。
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像中共党内民主就是一种派生出的选举概念。党员通过行使选举权，选择德才兼备、能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事实上，这即是中共向西方“程序民主”的学习，并进行改良以适用于自身的体制，引入竞争性但仍又要融合、共生。中共以竞争性选举，改变权力交接关系，致党内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通过竞争性选举的录用、监督、淘汰功能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在中共十六大以后，基层和地方党内选举制度创新更是加大了力度，先后创造了“两票制”、“差额直选”、“公推直选”、“公推公选”、“公推票决”等党内选举模式。
判断政治体制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利于安邦治国，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而非其他。所以，“一党制”也好，“民主选举”也罢，并不是为了谁优于谁，原本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国的政治制度就已经不得要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也会导致制度的衰败。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
以法吏治 中共需领导力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改革的后遗症，使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严重不公，吏治的腐败等等社会矛盾也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这是下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胡锦涛曾指出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习近平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时也强调“五大优势”，看似在说“优势”，但实际上是进一步警醒中共面临的风险之意：“精神懈怠”直指“理论优势”，存在的是信仰迷茫与缺失；“能力不足”直指“组织优势”，存在的是先进性能否继续保持的问题；“脱离群众”直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存在的是干群关系疏远甚至对立的问题；“消极腐败”指向的就更多，显示了中共面临的一些优势被慢慢侵蚀着。
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俄罗斯等等，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都经历过。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曾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所以，“依法治吏”在当代中国就显得极为迫切。
中国从来都不乏“吏治”的传统。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逐步完善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录用制度，和维护王权的法律监督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干部的廉政建设制度；近代中共50多年来的执政经验，为依法治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也不可否认，过往的许多“吏治”传统和经验，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治”管理的阴影。“依法治国”的理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现实更多的是考虑“依法治民”，而没有考虑到“依法治吏”，这怎么可能“依法治国”？
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中共在十八大后即将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对于接棒的习近平来说，急需在这个问题上厉行改革。这即需要领导在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转变；在领导方式上，由主要靠行政命令，向引导群众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下从事实践活动转变；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向“法治”演进。从“人治”领导到“法治”领导，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涉及理念、领导方式、领导制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础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变革。还望在下一个10年看到中共能够取得这场领导力革命的胜利。
(陆一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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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58)58#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6:20:55
我党就是法，你不服，绝食自焚任选
57#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51
由美国导演，中国胡温影帝领衔，英美媒体主演，独轮运反共右派汉奸当配角的大剧已经进入第2幕：废习!第1幕“倒薄”已经完成。第3幕“解构共产党”。第4幕“分裂中国”。该剧跌宕起伏，内外勾结，你死我活，勾心斗角，异彩纷呈啊！
56#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27
如今的中国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能力的领导。
5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05
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比较注重发展。
5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2:26
前一段时间倒薄时， 胡锦涛一伙通过境外媒体和轮子功媒体不停放风，说薄熙来和周永康要搞掉习近平，现在谎言穿帮，胡锦涛一伙杀机毕露！恰恰是他自己要搞掉习近平！最近传来消息，胡锦涛属意接班人李克强兼职军委副主席，汪洋兼职军委，胡春华任政治局常委，倒薄刚刚没几天，现在废习已经成了事实！胡锦涛一伙乱华，卖华祸害人民已经到了万劫不复！
5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2:16
中国现在矛盾突出，不改革不行的。
5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53
中国发展需要这样的领导。看习近平下一步怎么走了。
5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38
其实习近平还是比较有魄力的和改革能力的领导。
50#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15
只要是为中国发展，民众福利好的，我都支持。
49#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13
《长江日报》批中国人心大乱,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近日发表署名社评，竟与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中央日报》如出一辙，不但标题一样，内容和表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令读者哗然，质疑中共政权「是否也会像当年国民党那样，面临崩溃!有网民赞该报「敢言大胆，说出真相! 仿64年前国民党报章社论 《长江日报》7月31日在评论版刊出该报评论员刘敏的评论，题为《赶快收拾人心》，有细心读者发现，该题目与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当时国民党中央喉舌）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如出一辙，只是用语稍有委婉。刘敏指，中共面临社会矛盾多发，官民冲突不断，暗示「人心乱如蒋介石逃亡台湾前夕」，政府已无计可施，呼吁「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矛头直指中共政权合法性，称「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才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而《中央日报》的社论对当年时局发议论指：「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几个月后，来不及收拾人心的国民党，就在蒋介石率领下仓皇逃亡台湾。时隔64年后的两篇同名社论，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指，只有失去民心的统治者，才会发出如此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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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国际社会气候多变，中国模式拯救论与中国威胁论的鼓吹和散布都给长期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中国设置了需要应对的“环境问题”；国内社会借助中文互联网的飞跃发展，让民意参与有了机遇与力量，而通过规范走向良性发展是这种力量接下来的“转型”课题。
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未来，按照既定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本刊梳理了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形成脉络，以及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大事件，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同回顾并解读我们的过去十年。十年，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执政党和国家的历程，有启示，有激励，也有深思。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正是站在过去岁月的基石之上，向国家、政党的未来敞开期待与邀约。
中国十年纪事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2012年7月底，伦敦奥运会前夕，一篇题为《感谢上帝，中国放弃了2026年世界杯》的文章急速走红。英国记者罗伯特。弗丘以幽默语气写道：“在未来20年里，只要中国人不出手，整个银河系都不再会出现一届能被称为完美的，规模宏大的运动会了。”
弗丘的英国式幽默固然夸张，严肃的《经济学人》可不开玩笑。2012年，1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首次开设了中国专栏。对于这家全球财经媒体权威来说，这是70年来它第二次给一个国家开专栏，前一个是美国。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时间回到2002年。新华社评出的“2002年十大国内新闻”大多事关“发展”：
比如，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经济增长率达到8%，“经济总量迈上一个新台阶”。而2011年的中国坐拥47万亿元的GDP，这个数据却不在当年十大国内新闻榜单之列---对经济增长，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再如，2002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外贸排名由世界第六位升为第五位；外商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居全球之首，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第一大国。
就像这些淹没在统计文献中的数字，对多数普通人来说，回望2002年的中国，少有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符号。那时的中国像一辆在赛道上全速发力的赛车，速度极快，无暇他顾。
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之前的提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这是一个全新的目标。这个目标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涵义？要实现这一目标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很快，答案逼近眼前。
非典启示录
2003年来得突然而猛烈。
2002年底，非典在广东首发。后来的事实证明，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而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是安全的”。
到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并不足以显示当年病毒造成的恐慌。对于上任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说，考验空前。
这场战役的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4月20日。这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向记者通报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仅37例。
并非疫情突然失控，高强很快给出答案：“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4月20日晚，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申请获人大通过。
中央此番决定被舆论评价为扭转乾坤之举。4月20日之后，全国各地每日全面公开疫情，此前因隐瞒造成防疫之战的被动局面迅速好转。到5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整个过程中，此前颇为被动的政府大大得分。
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衍生了众多社会乱象。坊间偏方层出，包括煲醋和喝板蓝根等，导致市面上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而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强震引发海啸和核危机之后，类似的抢盐风潮再次上演，网友调侃中国人是“盐荒子孙”。相隔近十年的闹剧重演，引人深思。
非典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并非卫生和医药知识。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从八个方面对抗击非典斗争积累的经验、获得的启示进行了总结。他说：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狠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等九个方面的工作。
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以人为本”的启示，融入了执政党的最新执政理念。对于其后十年的中国，这一启示弥足珍贵。
在2003年、2004年，除了非典，还有一些事件扰动中国人的神经。和非典一样，这些事件都有着某种启示意义。
“哈尔滨宝马案”发生在2003年10月16日，苏秀文驾驶宝马吉普造成一死12伤的惨剧。消息一经公开，传言相伴而生，虽经官方辟谣，但呼吁严惩与担忧不公之声依然在坊间持续，案件审理和争议延续至2004年。
十年中，与哈尔滨案相似的舆论争议事件绝不鲜见。一起交通事故、一件民事纠纷，都可能在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显性化的背景下，裹挟着谣言迅速发酵。
另一记警钟敲响在安徽阜阳，2004年，上百名婴幼儿因饮用劣质奶粉成了“大头娃娃”。
而让中国人谈奶色变的事件则发生在2008年。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实现全国第一的三鹿在这年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这个化学名词自此家喻户晓。
食品安全在随后几年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头大患，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餐桌丰富多彩，麻烦防不胜防，更多更好对应着更担忧更疑惑---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缩影。
大国前奏曲
事实上，检索这十年的开端，让中国人开心的大事着实不少。
2003年，中国第一次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杨利伟成了中国的加加林。由此，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杨利伟踏出了过去十年中国航天事业黄金期的第一步。2005年10月，神舟六号成功发射，中国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跨越；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升空，中国跨入世界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中国宇航员首次出舱活动；2011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两次空间交会对接成功；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这是中国实施的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敢上九天揽月之外，地面上的中国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各个方向上成长为更加重要的国际力量。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首次排在第二，此前的奥运金牌榜头两名常年被美俄把持。这次突破，为2008年中国成为金牌榜新霸主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2004年，发生了另一件让国内舆论兴奋的事。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个人电脑)业务。仅仅在20年前，联想还只是IBM这个IT领航者的一个中国经销商。
很多人认为，上述事件是一个象征。正如后来吉利收购沃尔沃，TCL收购阿尔卡特一样，中国企业收购国际知名品牌，本身就是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的有力证明。
宏观数据更直观地说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上升：到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形象也有了新的注解。2006年，陈冯富珍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58年来首位担任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媒体说，此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实力，也显示其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
就在这几年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吹捧”成为一种现象。
在此之前，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认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1989年，为了给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方案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即“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甫一问世，便不断被拿来与“华盛顿共识”作比较。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只能导致灾难。”“中国探索的这条自己的道路，是中国力量的源泉。”
雷默开启了一扇大门，“北京共识”提出之后几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从媒体界到学界，十足热闹。不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11年全国两会上，总理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说，“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网络新时代
就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高歌猛进，中国模式的宏大叙事正在成型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在酝酿着变化。
2005年，一些前所未见的“欢乐元素”进入普通人视野。到2012年还活跃在网络甚至上了央视的芙蓉姐姐和已经销声匿迹的后舍男生，都在该年爆得大名。那年，陈凯歌的电影《无极》遭遇无数恶评，而恶搞该片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大受欢迎。
这一切，都源于互联网。尽管方式各异，尽管饱受争议，但借助互联网，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个人有了机会展示和表达自己。中国大陆的第一批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网络世界探索，而2005年则是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年份。
2005年，中国互联网有了一个“全球第一”：演员徐静蕾的博客成为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博客作为网络新事物开始为人所知也就是在这一年，可见其在中国生长速度之惊人。4年以后，微博的兴起迅速取代了博客的地位，但博客却是将大多数网民带入网络公共生活的领路人。
2005年后的一两年间，Web2.0、自媒体等概念开始风行，普通人开始利用这些平台发表对公共事件的看法。
2006年，作家白烨写了一篇评论80年代后文学评论的博客，青年作家韩寒旋即在博客上予以回击。2012年的“方韩大战”中，有人专门查看了韩寒的博客总结道，韩寒的转型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年以后，他刻意地广泛介入公共议题，并在媒体包装下被塑造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
上述总结不经意间契合了中国网络的发展历史：网络开始作为一种力量广泛介入中国的公共事件中，就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的网络极为热闹，从华南虎照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曝光、厦门PX项目迁址、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中，都能见到网民们的唇枪舌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在中国改革史上，这一年、以及在这一年发出声音的一亿多网民，终将被载入史册。入选理由，不只是中国互联网诞生20周年，更是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
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胡锦涛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面对面交流。2009年2月28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
到2011年11月，中国微博客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大量政府机构和官员推出了经过认证的实名微博，政府机构首次大规模参与和普通网民的直接互动。
普通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与中文互联网的兴盛，两者的相互作用为十年历史中的最近两年贴上了鲜明标签。
新挑战标本
要理解2007年以后中文互联网世界的喧嚣，必须要回归现实世界。
2007年，一个原本计划在厦门海沧区兴建的对二甲苯(PX)的化工项目引发了厦门人的担忧。当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6月1日，厦门市民理性平和地表达了抵制PX项目的意愿。随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并启动二次环评，在此后多个月的时间里，厦门市政府广开言路，通过召开市民代表参与的环评座谈会等方式充分沟通各方意见，最终决定迁址。
《人民日报》刊文称“厦门PX风波，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在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面前、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面前，政府与群众的沟通，要有预见，有渠道，有提前量；企业必须重视与社会、与群众的沟通，要积极要主动，要有新办法，要有亲和力。
商业利益、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碰撞，在这几年间日渐升温。
2007年2月，一组题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图帖在网上疯传，引起中外媒体关注。图片拍摄的是重庆杨家坪立于工地基坑中的一座“孤岛”民宅。
此图爆红网络的半个月后，正值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以赞成2799票、反对52票、弃权37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一法律中对于私有合法财产的保护，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内容，引发众多法学界专家的讨论，而杨家坪钉子户适时提供了一例样本。
对于杨家坪钉子户，舆论看法并不统一。《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显示：有46.5%的人认为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现代公民”，40.5%选“说不好”，13.0%认为是“无理刁民”。
《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评论说：“孤岛图景”在某种程度是一幅容忍钉子户、敬畏法律的图景。
最终，杨家坪钉子户在当年4月接受了易地实物安置，“孤岛”建筑随即移平。
在中国城市化大潮的进城中，拆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性不容回避。此后几年中，宜黄事件等多起公共事件皆因强拆而起。
2011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问题研究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规范征地拆迁，严格界定公益和经营性用地。
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则是另一个值得解剖的问题样本。
事件源于一名中学女生的非正常死亡，经过复杂的发酵，引发群众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突发事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为此三次向百姓道歉，他分析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治安欠佳，产生民怨，使黑恶势力能乘机煽动民众冲击政府。
《瞭望新闻周刊》当时发表文章，将瓮安事件称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并呼吁“谨防透支政府信用”。纵观此后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2010年的浙江钱云会事件等，这个“谨防”依旧必要。
回到2007年，这年秋，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年前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届党代会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五点要求显示，面对现实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执政党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正在与时俱进。而越是往后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就越是可贵。
荣耀与磨难
2008年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奥运会。这本是个再好不过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超越德国，排名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间，欧洲三大强国法国、英国、德国先后被中国甩在身后，而对日本的超越也将在2年后完成。于是，G20之外，有人将中美称为G2。
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显现威力。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期待不久后成为世界舆论的重要话题。
经过百年动荡和低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近在眼前了。以至于在2012年，有专家推出一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并测算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从气势恢弘的开幕式到金牌榜上的51块金牌，媒体与群众都有了充分展现惊喜的理由。正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分别代表了日本和韩国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被外界赋予了同样意义。
但是，这个巅峰之年，也是艰难的一年。
开年之初，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席卷了南方大部分地区，更大的天灾在几个月后击中了中国，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3月14日，境内外“藏独”分子相互勾结在拉萨制造出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后的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同样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事件。
瓮安事件和三鹿事件亦发生在奥运会前后，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企业开始艰难度日。
当2008年走到尽头，当荣耀和磨难交汇成一番复杂的回忆，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成为最意味深长的概括。
2009年，金融危机横扫全球，尽管关于4万亿导致经济转型退步的批评在国内没有停歇，但就当时看，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中国模式大合唱响遍全球。
这一年，钓鱼执法事件、“躲猫猫”事件、王帅跨省追捕事件、杭州“70码”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舆论依然繁忙。
这几年中，党中央向全党强调“忧患意识”。面对复杂的转型时代，执政党对现实的认识无比清醒。
2009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中提出“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在危险和考验面前，党中央确定了坚定的方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评论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发展中的问题要靠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民生、民生、民生
离开喧嚣的舆论，触摸另一个中国。
2005年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8914亿元，其中农业税收入为5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6%。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份额已经极低，但取消农业税依然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一决定，是这10年中央大幅提高民生投入的一个缩影。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全年安排农村低保补助资金30亿元；2008年9月1日起，全国范围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此前已经免除；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此后3年共投入达到8500亿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意味着我国至少有上亿低收入人口将享受到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到2011年10月底，2011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1000万套，“十二五”期间总的计划数为3600万套。
媒体统计近年来的全国“两会”热案，结果发现，个税起征点、收入分配、房价、教育等民生问题常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要视野。在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时，如何“分蛋糕”，让国民共享财富，近年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
通过密集的政策，中央施政的重点显而易见，民生工程的开展是十年中国历史的浓重一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的民生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财富问题。
2010年劳动节前夕，胡锦涛发表讲话，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如何体现，引来媒体众多诠释。《人民日报》一语点睛：“体面劳动不能止于‘加薪’。”
同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8∶1到4∶1的变化，而新修改的选举法则首次将这一比例规定为1∶1。中国城乡居民选举首次实现“同票同权”。
基层“正能量”
2012年年初爆发了一场吸引了无数眼球与口水的网络对战。
对战双方，一个是打假名人方舟子，一个是青年作家韩寒。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为代笔，由此衍生多场“局部战争”，大量持观点各异的网民参与其中，从论战变成骂战，硝烟至今未绝。
这场网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没有地域之争，甚至没有明确的主题，却将网民意见生生撕裂开来。
如果说方韩之战给网民带来热烈过后的迷失感，那么另外两件不太起眼的事情却让许多网民陷入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中。
同样是在2012年年初，南京政法委书记告诉人们，5年多前的彭宇案，舆论和公众所认知的并非事实真相。根据他的说法，彭宇原本被认为是助人为乐反被污蔑，而真相却是，被认为污蔑了彭宇的老太太徐寿兰才是被污蔑的人。
2012年7月31日，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害案”宣判，药庆卫胜诉。2010年10月，药庆卫的儿子药家鑫制造命案。案发后，张显不断在微博暗示药家“有背景”，案子有黑幕。但后来曾因张显的暗示而激愤的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再过几年，上述两个事件没准再次遭遇舆论翻转，但更多的可能则是被渐渐遗忘。
历经十数年，网络混战依然继续，舆论混沌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地意识到，相比感性的一呼百应，在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中，理性绝不可缺位。厌倦了口水的人们开始主动寻求“正能量”，建设性的力量正从基层悄然生长。
官方也在作出积极回应。2011年4 月 21 日至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以“人民日报评论部”署名发表5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分别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随后，《人民日报》再接再厉，刊发“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实践也在进行时。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时收到的23万多条意见已经令人兴奋不已；2012年8月，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征集意见，共征集到意见超过30万条。这些举动，都是十七大报告中所说“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益尝试。
未来何在
新问题不会消失。
2012年，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接连出现纷争。在海洋世纪的开端，中国遭遇了巨大阻力。埋头发展了多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平稳的发展环境？
不光在海上，不光是对资源的争夺，孔子学院风波也让中国人意识到国际环境的严峻。
2012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称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部分中国汉语教师必须于6月30日前离境。尽管该问题在8天后不解自开，但对于意在增强软实力的中国，可见前路并不平坦。
孔子学院让人想起了姚明。2002年，姚明以NBA历史上首位外籍状元的身份加盟休斯顿火箭队。他在美国打球10年，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当2011年姚明宣布退役，《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姚明是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内地涌现的文化形象代表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像姚明这样的全球偶像却是十年难遇”。
就在姚明退役这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011年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用意不言自明。
2012年夏雨滂沱，北京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如同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一样，出人意外而惊心动魄。宜居的城市，安全快捷的交通，在这十年的尾声，依然留下了诸多课题。
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式上总结道：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强调。未来如何？他说：“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科学发展观形成记
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这其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段表述引人瞩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注意，其中用到‘极具’，过去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词汇。”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告诉《望东方周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统一党的高级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已经成为20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次讲话中不断重申，说明未来还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继续前进。”张贺福说。
一脉相承：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非头脑一热。”张贺福说。
时间回到1978年，这一年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并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到199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思想解放初期和理论创新的准备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十四大鲜明地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告诉《望东方周刊》。
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后几个月，中共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实际上十四大已经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概括，只不过没有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说法。”王怀超说。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邓小平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特别是他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方面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样是在十六大，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之前，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的物质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小康”。
“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如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李君如说。
“加上科学发展观，纵观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三个理论正好对应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结合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的理论在与时俱进。”王怀超说。
他认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华所在。“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望东方周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的新时期，极具现实针对性。除了非典，在十六大之后，我国还遇到一些发展中的新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辞职。
在对经济发展速度追求多年之后，人们对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弊端有了切肤之痛和更深刻的认识。
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一年初，国内经济出现了投资偏大、经济过热，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至年底，调控初见成效。
当年12月3日，胡锦涛在作总结时提到：“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在意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不能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的传统发展观或者庸俗发展论的错误。”李君如说，“要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而且其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解放‘人的因素’。”
完善：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
“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时，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已经正式作为一个方针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张贺福说。
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
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之前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抓住城乡发展差距，实际上就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抓住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贺福说，“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就找到了破解发展与资源环境难题的正确途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央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另一重大战略思想。
竹立家说：“2005年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权力腐败现象有所突出，所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和谐社会。”
王怀超说：“过去我们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相对忽视了民生建设，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就是要注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理论提出一个目标，发展经济、政治，目的是构建和谐、团结、友爱的社会。而落实科学发展，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
此届全会，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张贺福评价说：“通过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更加完备了，其理念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后就是5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2007年，在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产生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十七大报告还就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特征从八个方面予以概括，这些可以视为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从十七大对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的论述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的确确是由于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么一个实践要求应运而生的。”张贺福说。
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汲取经验：增长与发展之辨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到科学发展观“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2011年底，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最新世界经济排行榜。巴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个上世纪一度被称为“经济彗星”的国家重新赢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一股强大的发展潮流造就了一个个“经济神话”。不过，这些国家大多并未走得太远。作为其中的代表，到上世纪80年代，巴西的发展大幅下滑，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讨论增多，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如果延续过去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难以为继。
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党中央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全局高度，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着眼点就是要回答：在新的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张贺福说。
李君如说，在学界的研究中，以上世纪的巴西为代表的这些相继破灭的经济神话，被称作“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没有发展的增长”。
“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这是发展的基础，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量的增长和扩张，而不考虑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不考虑财富的分配，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从‘增长’走向‘发展’，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发展观。”李君如说。
十七大报告中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跨越：“十一五”规划之中所说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此已经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在全篇报告中，转变发展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要求。
实践：转型与民生
158年历史、6000多亿美元的债务。2008年9月15日，当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时，美国股市创下9.11以来最低点，拖累全球股市应声下跌，金融股更成为重灾区。
这场自上世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也成为十七大以后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2009年，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李君如说，为此，中央既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又明确提出“调结构”的要求，提出要把金融危机转化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中央将此次危机视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要尝试，不仅如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十七大开始便是中央工作的重点，2010年更是被确立为“十二五”的主线。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指导，在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这些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些弊端，使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张贺福说。
为解决新问题，十七大已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新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个体现。”张贺福说。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不仅要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李君如说。
2010年2月，在省部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8点意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七大之后的5年，是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的首个完整任期。除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民生工程的空前重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同样是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十七大之后，中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五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之大，老百姓在社会保障的各项领域得到的实惠之多，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密集的政策说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如果改善民生这个工作跟不上，会影响到发展方式转变。”张贺福说。
竹立家说：“对各个阶层、不同人群，实现个人发展方面要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只有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十年经济：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追寻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2011年2月14日是个再好不过的象征时刻。
这一天，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似乎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没有引来过多的欢呼。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称“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侧面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
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对此事“降温”。傲人的GDP数据面前，中国的回答是：不能一切唯GDP，更应重视增长质量。
在这个象征性事件面前，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数字上的超越，也体现出理念的跨越。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两者正是十年中国经济史的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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