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指责菲越挑衅中国意图何在作者：高峰|来源：投稿|日期：2012-12-25 2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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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话应该引起越南的足够重视，这些美国前政府高官的观点对奥巴马政府现行政策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的影响，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表态另一层意思是要越南按照美国的方式实现转变才能完全融入美国阵营，这一点是越南最大的顾忌。越南要选择一个靠山的支持来对抗中国真的很难。
据香港中评社12月21日报道，美国前副防长米歇尔弗卢努瓦最近在澳大利亚表示，虽然美国需要发送清楚的信息支持地区盟友，但它也需要确保这种支持不会导致盟友更加挑衅。她特别以菲律宾为例，指出马尼拉误将美国的支持视为更加武断地宣示其主张的机会。“我想有那种危险，我们的有些朋友不时误读、误判他们从美国这里获得的支持。”弗卢努瓦说：“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助长这种态势。”
高峰军事观察认为，美国国防部前高官的观点应该是对菲律宾的提醒和警告，当然她以菲律宾为例说明实际上也应该是暗指日本国内气焰嚣张的右翼势力。毕竟在西太国家中，日菲两国都是与美国有安保协议的盟友，而且目前都在与中国的海洋岛屿纠纷中矛盾尖锐，致使矛盾向战争化发展趋势明显。也正是他们与美国原有的安保协议和狐假虎威的心态，让美国担心被拖入可能与中国的直接热战中去。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的强硬姿态不同，美国或许就是要利用这些前政府高官的声音，通过非正式的管道让菲律宾日本明白美国的真正心里是什么。
美国宣布回归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声称不是针对中国，不过帕内塔向亚洲和西太增兵，希拉里不遗余力的拉拢东盟各国的举措的针对性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高峰军事观察认为，美国这是继苏联垮台、反恐战争结束之后在为自己寻找确立对手的策略，为维持庞大的美军全球一超优势争取预算。但绝不是准备通过战争手段消灭削弱中国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而美苏冷战的模式或许是中美关系的最坏极端结果。因为存在制约中美热战的两种重要因素，一是与美苏冷战相同的原因，两个全球核大国的战争不可控。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和中美全面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美中两国战略制定者都绕不过去的。
美国现在做的只是要通过军事实力的展示扩大其盟友阵营，真正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日益扩张的经济影响力，在环太平洋建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市场秩序。这在奥巴马政府积极推销其新亚太经济合作框架环太平洋经济合作TPP已经得到体现，争取的是西太东盟10+3的地盘却把中国排除在外。由此看来美军在西太的一连串动作到更像是龙套演员，为奥巴马政府经济战略敲边鼓。这样的话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美国区域最重要军事盟友的日本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可是菲律宾越南之流想要美军为其火中取栗就有点自不量力了。
对此美国政府另一位前高官美国国务院前情报官克拉克的观点和表态就更加直白。他认为，弗卢努瓦的说法确实反映了美国政府很多部门的担忧，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确实认识到，我们应当让朋友不要混淆政治支持与军事支持的区别，以为无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会对他们的主张给予无限制地支持。他还特别指出，越南的外交判断力很差，刚开始与美国搞好关系，就开始刺激中国。而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专家也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越南与美国的关系与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不同，如何与中国搞好关系，越南人自己应当最清楚。
高峰军事观察认为，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话应该引起越南的足够重视，这些美国前政府高官的观点对奥巴马政府现行政策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的影响，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表态另一层意思是要越南按照美国的方式实现转变才能完全融入美国阵营，这一点是越南最大的顾忌。越南要选择一个靠山的支持来对抗中国真的很难。越南把眼光对准美俄印三国多重下注，但笔者认为对越南来讲，美国搞不好会要命，俄罗斯现在只认钱，印度暂时还逃不脱跑龙套的角色，三大国除了怀疑就是靠不住。放弃温和的中国邻居并不惜反目成仇，这是越南最大的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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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26, 2012
Monday, December 17, 2012
习近平的政治勇气
周瑞金：习近平的政治勇气作者：周瑞金|来源：文摘|日期：2012-12-17 02: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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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今年春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时，我撰写了《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提出改革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也许，人们期待着新一次的“南方谈话”。
不想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京，就踏上了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20年前在这里发出改革开放振聋发聩声音的邓小平同志的铜像敬献花篮。
习近平同志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开拓改革开放新路的明志。
习近平同志以全新的工作作风，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地毯、不挂横幅、不组织列队欢迎，沿着当年小平同志南巡之路，视察了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等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事前不定调，不交发言稿，要求会议参加者自由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开了一次新风扑面、讲真话、讲实话的座谈会。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南行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有新开拓”，显示他意欲唤醒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锐气，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改革新措施，务求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改革与发展又到关键时刻
争论各方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因此，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于是，中国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这20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诸多问题，正在不断地逐渐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2012年比2002年增长了4倍，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
其结果是，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特殊利益集团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以及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可见，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
若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必将不断板结、僵化。
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
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意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和教育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从南海之争，到钓鱼岛的对峙，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再一次到了关键时刻。
开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引起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治国理政的大事，决定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展紧密相关。
十八大顺利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接任党的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也可称之为开启了中国有深远意义的常人政治的新时代。
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开头一句“让大家久等了”，就获得了掌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展现了常人政治家的魅力和风采，赢得了好评。
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出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委主席魄力，以及不循规蹈矩、敢迈新步的硬朗作风。
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这次南下广东考察调研，习近平同志以身作则，倡导新风，被外电评论为“年轻版的邓小平风范”。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出身与背景、成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具有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生活思想状况等早就有所了解。他们会更加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练，积累了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使他们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相信他们不会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期望。
细读十八大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随着以后执政实践的展开，必定会更多地体现出来。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而又有切割性的表述。
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
又比如，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他阐述了八个坚持的重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所以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还比如，中共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来曾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这次，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十八大报告还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提出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
中国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引起关注的是，自十三大以来，十八大第一次在政治报告中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
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同时，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尤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
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就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这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十八大报告还第一次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要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要按“两个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
十八大同时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十八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要努力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决心。
攻坚克难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从李克强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重振改革勇气，攻坚克难，全面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
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十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将主导未来国务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
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抓得很准。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改革问题：
1）要进一步界定落实农地产权。不仅把土地承包权界定给农民，还应该包括将土地各项使用、转让的权利也交还给农民。近年来征地纠纷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农地转让权，因而不能合理分享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收益。
2）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对资源、资金的垄断问题；保证民企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3）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4）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缩减项目审批权，杜绝权力寻租机会，并减少价格管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这实际上极大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医生诊疗费、出租车价格，这些都是受政府干预和限制的。
5）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以上五项就是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尽量退出市场，减少参与、干预和管制。
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主张：“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句话有三层重要含义：
第一，中央政府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这些都是试点，希望这些地区能做出有益的探索。但是，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我们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大胆放权，鼓励地方大胆闯、大胆试。
第二，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很多在我们眼前很棘手的问题，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承认这些民间经验与智慧，并且放手让这些经验得以继续存在和自动扩散。
第三，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改革是有风险的，而如果我们能允许不同地方先行先试，这种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即使错了，也只在局部地方出错，而不至于波及全国，更有利于“及时调整和纠错”。
尊重地方首创精神，还意味着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地区竞争。地区竞争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地区竞争的优势与作用。
从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这主要是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应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90％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7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80％以上。
这样，年收入在8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5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
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之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要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它们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我认为这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要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南巡”，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先通过市场与社会的改革，改变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问题，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要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由此起步，攻坚克难，进一步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决防止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中国，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十分重要，迫在眉睫。
这次习近平同志的新“南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重振改革勇气，勇于开拓，一定能够迎来又一个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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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今年春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时，我撰写了《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提出改革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也许，人们期待着新一次的“南方谈话”。
不想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京，就踏上了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20年前在这里发出改革开放振聋发聩声音的邓小平同志的铜像敬献花篮。
习近平同志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开拓改革开放新路的明志。
习近平同志以全新的工作作风，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地毯、不挂横幅、不组织列队欢迎，沿着当年小平同志南巡之路，视察了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等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事前不定调，不交发言稿，要求会议参加者自由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开了一次新风扑面、讲真话、讲实话的座谈会。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南行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有新开拓”，显示他意欲唤醒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锐气，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改革新措施，务求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改革与发展又到关键时刻
争论各方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因此，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于是，中国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这20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诸多问题，正在不断地逐渐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2012年比2002年增长了4倍，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
其结果是，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特殊利益集团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以及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可见，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
若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必将不断板结、僵化。
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
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意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和教育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从南海之争，到钓鱼岛的对峙，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再一次到了关键时刻。
开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引起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治国理政的大事，决定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展紧密相关。
十八大顺利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接任党的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也可称之为开启了中国有深远意义的常人政治的新时代。
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开头一句“让大家久等了”，就获得了掌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展现了常人政治家的魅力和风采，赢得了好评。
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出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委主席魄力，以及不循规蹈矩、敢迈新步的硬朗作风。
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这次南下广东考察调研，习近平同志以身作则，倡导新风，被外电评论为“年轻版的邓小平风范”。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出身与背景、成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具有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生活思想状况等早就有所了解。他们会更加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练，积累了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使他们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相信他们不会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期望。
细读十八大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随着以后执政实践的展开，必定会更多地体现出来。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而又有切割性的表述。
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
又比如，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他阐述了八个坚持的重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所以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还比如，中共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来曾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这次，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十八大报告还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提出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
中国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引起关注的是，自十三大以来，十八大第一次在政治报告中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
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同时，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尤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
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就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这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十八大报告还第一次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要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要按“两个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
十八大同时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十八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要努力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决心。
攻坚克难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从李克强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重振改革勇气，攻坚克难，全面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
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十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将主导未来国务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
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抓得很准。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改革问题：
1）要进一步界定落实农地产权。不仅把土地承包权界定给农民，还应该包括将土地各项使用、转让的权利也交还给农民。近年来征地纠纷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农地转让权，因而不能合理分享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收益。
2）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对资源、资金的垄断问题；保证民企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3）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4）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缩减项目审批权，杜绝权力寻租机会，并减少价格管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这实际上极大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医生诊疗费、出租车价格，这些都是受政府干预和限制的。
5）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以上五项就是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尽量退出市场，减少参与、干预和管制。
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主张：“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句话有三层重要含义：
第一，中央政府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这些都是试点，希望这些地区能做出有益的探索。但是，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我们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大胆放权，鼓励地方大胆闯、大胆试。
第二，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很多在我们眼前很棘手的问题，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承认这些民间经验与智慧，并且放手让这些经验得以继续存在和自动扩散。
第三，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改革是有风险的，而如果我们能允许不同地方先行先试，这种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即使错了，也只在局部地方出错，而不至于波及全国，更有利于“及时调整和纠错”。
尊重地方首创精神，还意味着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地区竞争。地区竞争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地区竞争的优势与作用。
从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这主要是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应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90％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7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80％以上。
这样，年收入在8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5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
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之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要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它们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我认为这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要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南巡”，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先通过市场与社会的改革，改变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问题，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要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由此起步，攻坚克难，进一步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决防止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中国，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十分重要，迫在眉睫。
这次习近平同志的新“南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重振改革勇气，勇于开拓，一定能够迎来又一个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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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11, 2012
美智库谏言习近平反腐大业的“三把火”
美智库谏言习近平反腐大业的“三把火”
大中小2012-12-10 22:14:20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习近平日前在视察深圳的行程中身体力行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规定，为领导干部树立新风气。美国智库10日文章称，正当打击腐败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之时，习近平的反腐大业应该走好前三步。
自上任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直在高调强调反腐，并在上周视察深圳的过程中力图树立新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12月10日文章称，正当打击腐败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之时，习近平应该为反腐大业走好前三步。
第一，搞好第一印象。习近平在4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堪称向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发出的第一炮。
其内容细化到“不摆放花草、不设迎宾地毯、不封路、不清场闭馆”等具体而微的方面，并在上周视察深圳的行程中身体力行。文章分析认为，树立亲民风范，为党内干部垂范，对风气的潜移默化甚至比直接的反腐工作更重要也更有效。
第二，引入局部民主。习近平很可能将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的范围，更多地实现党内职务差额选举，并在执政的前提下慎重地推行基层民主。
日前，广东省已经宣布，珠海横琴、广州市南沙新区、韶关市始兴县将试点官员财产公示。依据相关计划，广东在2014年之前将完成试点工作，并逐步推广到更大范围。横琴新区目前已成立横琴廉政办公室，设立了综合部、纪检监察部、审计监督部、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部等4个部门，主要是借鉴港澳反腐机构的经验，推进领导干部家庭财产信息公开工作。
据广东省纪委常委梅河清透露，在官员财产公开后，民众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
第三，对互联网更友善。文章称，这可能是习近平上任第一年内最大胆的举措。中共官媒新华社日前在文章中强调网民爆料在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暗示新任领导层对以群众为基础的反腐工作“表示赞赏”。
文章称，总体而言，习近平未来的一年必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更清廉的官员、打造更清廉的政府方面。
(章了凡 编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多维新闻对该资料或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national.dwnews.com/news/2012-12-10/59012769.html
大中小2012-12-10 22:14:20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习近平日前在视察深圳的行程中身体力行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规定，为领导干部树立新风气。美国智库10日文章称，正当打击腐败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之时，习近平的反腐大业应该走好前三步。
自上任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直在高调强调反腐，并在上周视察深圳的过程中力图树立新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12月10日文章称，正当打击腐败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之时，习近平应该为反腐大业走好前三步。
第一，搞好第一印象。习近平在4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堪称向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发出的第一炮。
其内容细化到“不摆放花草、不设迎宾地毯、不封路、不清场闭馆”等具体而微的方面，并在上周视察深圳的行程中身体力行。文章分析认为，树立亲民风范，为党内干部垂范，对风气的潜移默化甚至比直接的反腐工作更重要也更有效。
第二，引入局部民主。习近平很可能将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的范围，更多地实现党内职务差额选举，并在执政的前提下慎重地推行基层民主。
日前，广东省已经宣布，珠海横琴、广州市南沙新区、韶关市始兴县将试点官员财产公示。依据相关计划，广东在2014年之前将完成试点工作，并逐步推广到更大范围。横琴新区目前已成立横琴廉政办公室，设立了综合部、纪检监察部、审计监督部、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部等4个部门，主要是借鉴港澳反腐机构的经验，推进领导干部家庭财产信息公开工作。
据广东省纪委常委梅河清透露，在官员财产公开后，民众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
第三，对互联网更友善。文章称，这可能是习近平上任第一年内最大胆的举措。中共官媒新华社日前在文章中强调网民爆料在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暗示新任领导层对以群众为基础的反腐工作“表示赞赏”。
文章称，总体而言，习近平未来的一年必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更清廉的官员、打造更清廉的政府方面。
(章了凡 编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多维新闻对该资料或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national.dwnews.com/news/2012-12-10/59012769.html
Friday, November 30, 2012
公正评价胡锦涛的十年
公正评价胡锦涛的十年作者：张广昭|来源：文摘|日期：2012-11-22 18: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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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11月16日发表了FT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专栏文章《胡锦涛执政十年的功与过》，文章认为，虽然胡锦涛使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胡锦涛一直没有勇气大胆推进改革，使过去的十年成为不作为的十年，失去的十年。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胡温时代”的基本结束。对于过去的十年，各方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但功过是非背后的复杂原因，往往被忽视。
11月15日，69岁的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这个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上刚好干满1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过去的十年，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都纷纷指责胡温政府，认为中国行进在一条不恰当的道路之上。左派认为，中国太“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少了些；右派认为，中国过于“特色主义”，普世主义不足。平心而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包括美国，都不会尽善尽美地满足国民期待，完美无瑕。
事实上，外界对胡锦涛执政时代的不满，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任期。然而，人们忽略了第二个任期的一个大背景。一个是国际层面的，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茉莉花革命”。另一个是国内层面的，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人民表达渠道的增多，权利意识的觉醒。
所以，当胡锦涛面对外界指责的诸多问题，如没有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国家垄断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司法不公、社会不公时，相信他也会感到交瘁、疲惫甚至是委屈。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速的十年。然而，由于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忽略了胡锦涛和他的团队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会后的世界各国，除了德国的日子好过些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然而中国，至少使国家在正常运转，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坦白来讲，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当家人实属不易。
更根本的是，作为中共建国后首位平民出身的总书记，胡锦涛在10年执政中受到了太多的掣肘，这些掣肘既来自他自身观念的局限，更多来自卸任元老和“红二代”利益集团对他的制约。这让原本就个性谨慎的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遏制腐败、破除利益集团等关键问题上魄力不足，建树不多。
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财政纾困基金，大部分落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央企。再加上中国紧密的政商联系，特殊群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财富聚集反而跃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财富的攫取、掠夺，是一种人为拉大的差距。
但是，不能因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就忽略胡锦涛时代在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公平正义的努力和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民等弱势群体从来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权益从来都没有被其他阶层的人群重视，始终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相对以往，胡锦涛时代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远超前几十年。这从笔者在农村做的一个实证调查结果相吻合。
笔者前不久在农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幸福感的访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认为，胡温政府过去十年，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等等。当然，这项调查是在中国中部省份的传统农村做的，对沿海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是否适合仍需检验。
二是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对胡锦涛时代诟病较多的问题是政改突破不足，钳制舆论。但是政改之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告诉我们，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所以，中共采取了渐进的政改路径，不敢轻易冒险。
但是，胡锦涛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没有作为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之前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李源潮、汪洋都被视为开明的改革派，而他们与胡锦涛有着亲密的关系，被视为“团派”人马。李源潮从江苏主政时，就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以及选举民主，有的突破性还很大。汪洋更是以开明进步的做法出人意料地处理乌坎事件，这些都是体制内非常大的改革举动。另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国内外突破界线的谈政改，并主张坚决查处薄熙来案，背后都与胡锦涛的支持和默许有关。
确实，过去10年，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并没有明显的突破，胡锦涛时代在这一领域依然以守成为主。但在过去10年，中国舆论整体上更加开放，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生态。换句话说，中共没有一味抗拒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时代潮流，而是逐渐适应这一潮流并开始向普世价值靠拢。正是在胡锦涛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中文版在中国合法落地，这些媒体在开启民智、公共讨论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共这样大胆的举措本身就是在向文明靠拢和顺应历史进步。
中共十八大，胡锦涛出人意料的“裸退”，一并卸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这不仅是一种“高风亮节”，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值得一书的一笔。尽管留下了许多缺憾，胡锦涛主政的10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逐渐进步、思想更趋多元的10年，是他尽其力推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进步的十年。
总而言之，在留给接任者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胡锦涛也留下两项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丰厚的国家财富以及权力交接的制度化。相信，历史春秋将会给这位执政者以公正的评断。
更多相关热点话题请见：
胡锦涛布局十九大
高风亮节胡锦涛，人民领袖习近平
胡锦涛时代落下帷幕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11-22/58976294-all.htm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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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11月16日发表了FT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专栏文章《胡锦涛执政十年的功与过》，文章认为，虽然胡锦涛使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胡锦涛一直没有勇气大胆推进改革，使过去的十年成为不作为的十年，失去的十年。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胡温时代”的基本结束。对于过去的十年，各方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但功过是非背后的复杂原因，往往被忽视。
11月15日，69岁的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这个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上刚好干满1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过去的十年，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都纷纷指责胡温政府，认为中国行进在一条不恰当的道路之上。左派认为，中国太“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少了些；右派认为，中国过于“特色主义”，普世主义不足。平心而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包括美国，都不会尽善尽美地满足国民期待，完美无瑕。
事实上，外界对胡锦涛执政时代的不满，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任期。然而，人们忽略了第二个任期的一个大背景。一个是国际层面的，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茉莉花革命”。另一个是国内层面的，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人民表达渠道的增多，权利意识的觉醒。
所以，当胡锦涛面对外界指责的诸多问题，如没有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国家垄断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司法不公、社会不公时，相信他也会感到交瘁、疲惫甚至是委屈。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速的十年。然而，由于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忽略了胡锦涛和他的团队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会后的世界各国，除了德国的日子好过些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然而中国，至少使国家在正常运转，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坦白来讲，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当家人实属不易。
更根本的是，作为中共建国后首位平民出身的总书记，胡锦涛在10年执政中受到了太多的掣肘，这些掣肘既来自他自身观念的局限，更多来自卸任元老和“红二代”利益集团对他的制约。这让原本就个性谨慎的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遏制腐败、破除利益集团等关键问题上魄力不足，建树不多。
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财政纾困基金，大部分落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央企。再加上中国紧密的政商联系，特殊群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财富聚集反而跃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财富的攫取、掠夺，是一种人为拉大的差距。
但是，不能因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就忽略胡锦涛时代在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公平正义的努力和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民等弱势群体从来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权益从来都没有被其他阶层的人群重视，始终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相对以往，胡锦涛时代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远超前几十年。这从笔者在农村做的一个实证调查结果相吻合。
笔者前不久在农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幸福感的访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认为，胡温政府过去十年，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等等。当然，这项调查是在中国中部省份的传统农村做的，对沿海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是否适合仍需检验。
二是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对胡锦涛时代诟病较多的问题是政改突破不足，钳制舆论。但是政改之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告诉我们，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所以，中共采取了渐进的政改路径，不敢轻易冒险。
但是，胡锦涛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没有作为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之前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李源潮、汪洋都被视为开明的改革派，而他们与胡锦涛有着亲密的关系，被视为“团派”人马。李源潮从江苏主政时，就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以及选举民主，有的突破性还很大。汪洋更是以开明进步的做法出人意料地处理乌坎事件，这些都是体制内非常大的改革举动。另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国内外突破界线的谈政改，并主张坚决查处薄熙来案，背后都与胡锦涛的支持和默许有关。
确实，过去10年，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并没有明显的突破，胡锦涛时代在这一领域依然以守成为主。但在过去10年，中国舆论整体上更加开放，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生态。换句话说，中共没有一味抗拒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时代潮流，而是逐渐适应这一潮流并开始向普世价值靠拢。正是在胡锦涛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中文版在中国合法落地，这些媒体在开启民智、公共讨论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共这样大胆的举措本身就是在向文明靠拢和顺应历史进步。
中共十八大，胡锦涛出人意料的“裸退”，一并卸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这不仅是一种“高风亮节”，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值得一书的一笔。尽管留下了许多缺憾，胡锦涛主政的10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逐渐进步、思想更趋多元的10年，是他尽其力推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进步的十年。
总而言之，在留给接任者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胡锦涛也留下两项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丰厚的国家财富以及权力交接的制度化。相信，历史春秋将会给这位执政者以公正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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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布局十九大
高风亮节胡锦涛，人民领袖习近平
胡锦涛时代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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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3, 2012
美前防长：20年内中美可能发生冲突
美前防长：20年内中美可能发生冲突
大中小2012-11-22 21:25:4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首次亚洲行引发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猜测。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19日在《评论汇编》杂志刊文称，如果美国不能令经济和国家运作恢复正常的话，中美两国到2030年前爆发冲突的很可能将增大。
布朗在文章中称，尽管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已经遇到瓶颈，而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变正加强着内部的摩擦。随着快速的城镇化、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管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比过去更加困难。
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原因。历史告诉我们，新兴国家崛起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已有的领导国家发生竞争，而双方间的冲突经常导致战争。从现在来看，两国间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了中美的紧张关系，而只有中美两国都做出改变，这一紧张局面才会安全地得到缓解。
布朗还称，更紧迫地是，中国在南海和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及对邻国影响力的扩大都令美国陷入了两大危险之中。首先是对抗，中美可能直接发生冲突，或因美国卷入中国同邻国的冲突中而发生碰撞。另一个危险是，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泰国或者缅甸可能“将落入中国的战略势力范围中”。尽管这些国家中的多数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战略制衡对手，但是有的国家还是认为更接近中国要安全得多，因为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同中国的贸易。
文章分析说，美国需要用回应来保卫自己的盟国和利益，但是其行为也需要调整，以减少中国的顾虑。方法之一就是要理解中国的动机。中国需要“领导”东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增加军事实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世界要有信心，即使到2030年，美国仍将比中国更强大、更富有、更有影响力。
文章指出，也许避免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上展开合作。但是，到2030年中美两国可以不发生冲突仍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尽管在至少15-20年内，美国仍将在军事力量上面占上风，但是，“不对称的战争”可能会削弱美国的优势。
布朗举例称，为了应对最新专题
CIA性丑闻 奥巴马遭遇危机 CIA局长性丑闻已从CIA延烧到国防部。外界开始质疑国家机密是否泄漏，奥巴马遭遇执政危机。 相关新闻
文革参战老干部的“四怕” 习近平：宣讲十八大精神做到入脑入心 白宫感恩节大餐菜单曝光 美教育部长为教育经费兼差跳脱衣舞[图] 中国在其边界外数百英里部署武装力量的能力，美国应该发展可以突破精密的防御系统和运送大量军队的远程轰炸机。随着美国的安全利益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对脆弱的前线地面基地和航母舰队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但是，远程轰炸机要比装在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更划算，同时也不像短程战术轰炸机那样，其基地非常易受攻击。
文章最后表示，美国现在最严重的挑战是要让美国的经济和国家管理恢复正常。只有做到这些，奥巴马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同中国打交道。否则，中美发生矛盾的可能将继续增加。
(雷晞 编辑)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多维新闻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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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首次亚洲行引发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猜测。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19日在《评论汇编》杂志刊文称，如果美国不能令经济和国家运作恢复正常的话，中美两国到2030年前爆发冲突的很可能将增大。
布朗在文章中称，尽管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已经遇到瓶颈，而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变正加强着内部的摩擦。随着快速的城镇化、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管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比过去更加困难。
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原因。历史告诉我们，新兴国家崛起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已有的领导国家发生竞争，而双方间的冲突经常导致战争。从现在来看，两国间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了中美的紧张关系，而只有中美两国都做出改变，这一紧张局面才会安全地得到缓解。
布朗还称，更紧迫地是，中国在南海和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及对邻国影响力的扩大都令美国陷入了两大危险之中。首先是对抗，中美可能直接发生冲突，或因美国卷入中国同邻国的冲突中而发生碰撞。另一个危险是，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泰国或者缅甸可能“将落入中国的战略势力范围中”。尽管这些国家中的多数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战略制衡对手，但是有的国家还是认为更接近中国要安全得多，因为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同中国的贸易。
文章分析说，美国需要用回应来保卫自己的盟国和利益，但是其行为也需要调整，以减少中国的顾虑。方法之一就是要理解中国的动机。中国需要“领导”东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增加军事实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世界要有信心，即使到2030年，美国仍将比中国更强大、更富有、更有影响力。
文章指出，也许避免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上展开合作。但是，到2030年中美两国可以不发生冲突仍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尽管在至少15-20年内，美国仍将在军事力量上面占上风，但是，“不对称的战争”可能会削弱美国的优势。
布朗举例称，为了应对最新专题
CIA性丑闻 奥巴马遭遇危机 CIA局长性丑闻已从CIA延烧到国防部。外界开始质疑国家机密是否泄漏，奥巴马遭遇执政危机。 相关新闻
文革参战老干部的“四怕” 习近平：宣讲十八大精神做到入脑入心 白宫感恩节大餐菜单曝光 美教育部长为教育经费兼差跳脱衣舞[图] 中国在其边界外数百英里部署武装力量的能力，美国应该发展可以突破精密的防御系统和运送大量军队的远程轰炸机。随着美国的安全利益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对脆弱的前线地面基地和航母舰队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但是，远程轰炸机要比装在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更划算，同时也不像短程战术轰炸机那样，其基地非常易受攻击。
文章最后表示，美国现在最严重的挑战是要让美国的经济和国家管理恢复正常。只有做到这些，奥巴马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同中国打交道。否则，中美发生矛盾的可能将继续增加。
(雷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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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19, 2012
Saturday, November 3, 2012
习近平未来走向面面观：要执政党不要革命党
习近平未来走向面面观：要执政党不要革命党
大中小2012-11-03 00:20:30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中共十八大换届即将拉开帷幕，胡温十年功过自有历史评判，眼下最让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否有所变化。作为一个通过长期武装斗争方式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政权的政党，中共地位上的翻天覆地并没有带来思维上的全面转变，还不能平和地将自己作为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者和管理者”看待，继而出现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给中国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但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政党必须适应客观的变化发展，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现实状况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是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已经开启了序幕，习近平也被寄予了厚望。
中共做执政党思路早已提出
2008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他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在当时众多评论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突破，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共已成为“执政党”的概念就一直被提出。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这样的表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在谈到党风建设时都使用了“执政党”的提法。十二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段表述后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修改后收录，内容虽然没有用“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这样的概念，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功能定位及其变化已表述得非常清楚。
十六大后，中共又确立和制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中共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创新。胡锦涛执政期间就曾反复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更加突出、更加紧迫地摆在全党面前。”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共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一味地空喊口号，但在现实“地位转变”之后却长期未能实现“角色转变”，从而形成了“革命角色”与“执政地位”的历史错位和矛盾冲突，长期继续充当和扮演革命党的角色。而且，地位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上实现了，而在主观上人们对执政地位的认识并没有到位。
“法治”是确立执政党合法性的最佳途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合法性也一直备受外界质疑。法治的目的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彻底摒除“人治”成分，当然执政党也不能例外，但现实情况是“依法治国”提出了很多年，还仅仅限于“目标”，“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迷思并没有去除。
首先，中共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差异是没有反对党，这个差异也就是东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时混乱的原因。其次，中国特色模式的“一党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各种革命党的思维掩盖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发动政治运动和快速发展经济等等，以至于在天下太平时，就只有知识分子会从纯理论层次去探讨一党和多党的问题，一旦出现乱世，所有人就会从政治的虚无转化为批判，一党专政自然而然成为怪罪的对象。
这种对中共合法性的挑战也确实出现过，一次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以此解决了第一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在20世纪末，这一方法似乎取得了成功，没有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在腐败和可能的经济衰退面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要求是十分脆弱的。江泽民时期的政府沉重打击了一些非法的政府活动，尽管如此，腐败和滥用权力仍然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长期威胁。
因此，如果要延缓在这个议题上的争辩只有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不过，长期依赖于此为合法性的来源也存在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对政治稳定这个合法性支柱也构成了威胁。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近年来有把民族主义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趋势，这点可以从中国在外交上的举动有所显现。
但总归，法治是中共合法执政的最佳途径，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探索出的治理国家最合理的模式，用“法治”划清“人治”界限，限制政府权力，防止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到近来出台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共正逐步通过司法改革切实推进法治。而薄熙来事件发生后，胡锦涛也在今年的“7•23讲话”中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在此后的“9•29讲话”中再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显示出中共高层“依法治国”的决心，而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习近平更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个契机。
“新政治观”为习近平变革护航
舆论中，习近平广泛被认为将是一个积极进取型的执政者，最新展示被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是党刊《人民论坛》刊发的七篇有关探讨“新政治观”的系列文章。其中总论文章忧心忡忡地抛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的问题；而由此带出的结论则是：只有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扬弃“革命思维”，建立起与一个大国的身份及现实的环境地位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在主推文章《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中，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更新，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
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的文章则认为，革命党思维依然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思维方式转变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利益问题。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
该系列文章一时间在舆论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但由于党刊受众层面限制未能形成大的讨论。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则接力刊文将舆论效应最大化。其中，《现阶段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并非尽善尽美，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国的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自乱阵脚，在犹豫徘徊中错失机遇、断送前程。《攻坚克难，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一旦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就会暮气丛生、积弊日深，最终积重难返。
分析认为，“新政治观”中反复强调的主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2008年习近平的党校讲话相迎合，是在为习执政后的一系列转变“护航”；而党报合力党刊造势向外界推介中共的未来理念是进一步为其接班后施展拳脚夯实基础。进而有分析称该系列文章是习近平意在向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治走向划清界线，并针对标榜毛泽东路线之新左派的批判的一种暗示。不过，鉴于中共六十余年的执政经验，一味的去毛化显然非其执政意图，如果清晰定位的话，中共是应该是正在积蓄能量来“超越”革命党的历史角色，让“革命”作为曾经行动的方法和批判的依据，转而成为实践精神的指导或灵感，从而建立执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接收，并逐步放开对西方的认识，彻底消灭极“左”思维，为中国找到出路。
(洪砂 撰稿)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18.dwnews.com/news/2012-11-03/58937834-all.html#page1
大中小2012-11-03 00:20:30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中共十八大换届即将拉开帷幕，胡温十年功过自有历史评判，眼下最让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否有所变化。作为一个通过长期武装斗争方式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政权的政党，中共地位上的翻天覆地并没有带来思维上的全面转变，还不能平和地将自己作为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者和管理者”看待，继而出现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给中国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但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政党必须适应客观的变化发展，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现实状况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是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已经开启了序幕，习近平也被寄予了厚望。
中共做执政党思路早已提出
2008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他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在当时众多评论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突破，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共已成为“执政党”的概念就一直被提出。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这样的表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在谈到党风建设时都使用了“执政党”的提法。十二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段表述后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修改后收录，内容虽然没有用“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这样的概念，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功能定位及其变化已表述得非常清楚。
十六大后，中共又确立和制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中共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创新。胡锦涛执政期间就曾反复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更加突出、更加紧迫地摆在全党面前。”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共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一味地空喊口号，但在现实“地位转变”之后却长期未能实现“角色转变”，从而形成了“革命角色”与“执政地位”的历史错位和矛盾冲突，长期继续充当和扮演革命党的角色。而且，地位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上实现了，而在主观上人们对执政地位的认识并没有到位。
“法治”是确立执政党合法性的最佳途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合法性也一直备受外界质疑。法治的目的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彻底摒除“人治”成分，当然执政党也不能例外，但现实情况是“依法治国”提出了很多年，还仅仅限于“目标”，“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迷思并没有去除。
首先，中共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差异是没有反对党，这个差异也就是东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时混乱的原因。其次，中国特色模式的“一党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各种革命党的思维掩盖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发动政治运动和快速发展经济等等，以至于在天下太平时，就只有知识分子会从纯理论层次去探讨一党和多党的问题，一旦出现乱世，所有人就会从政治的虚无转化为批判，一党专政自然而然成为怪罪的对象。
这种对中共合法性的挑战也确实出现过，一次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以此解决了第一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在20世纪末，这一方法似乎取得了成功，没有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在腐败和可能的经济衰退面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要求是十分脆弱的。江泽民时期的政府沉重打击了一些非法的政府活动，尽管如此，腐败和滥用权力仍然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长期威胁。
因此，如果要延缓在这个议题上的争辩只有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不过，长期依赖于此为合法性的来源也存在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对政治稳定这个合法性支柱也构成了威胁。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近年来有把民族主义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趋势，这点可以从中国在外交上的举动有所显现。
但总归，法治是中共合法执政的最佳途径，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探索出的治理国家最合理的模式，用“法治”划清“人治”界限，限制政府权力，防止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到近来出台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共正逐步通过司法改革切实推进法治。而薄熙来事件发生后，胡锦涛也在今年的“7•23讲话”中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在此后的“9•29讲话”中再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显示出中共高层“依法治国”的决心，而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习近平更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个契机。
“新政治观”为习近平变革护航
舆论中，习近平广泛被认为将是一个积极进取型的执政者，最新展示被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是党刊《人民论坛》刊发的七篇有关探讨“新政治观”的系列文章。其中总论文章忧心忡忡地抛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的问题；而由此带出的结论则是：只有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扬弃“革命思维”，建立起与一个大国的身份及现实的环境地位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在主推文章《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中，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更新，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
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的文章则认为，革命党思维依然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思维方式转变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利益问题。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
该系列文章一时间在舆论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但由于党刊受众层面限制未能形成大的讨论。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则接力刊文将舆论效应最大化。其中，《现阶段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并非尽善尽美，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国的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自乱阵脚，在犹豫徘徊中错失机遇、断送前程。《攻坚克难，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一旦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就会暮气丛生、积弊日深，最终积重难返。
分析认为，“新政治观”中反复强调的主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2008年习近平的党校讲话相迎合，是在为习执政后的一系列转变“护航”；而党报合力党刊造势向外界推介中共的未来理念是进一步为其接班后施展拳脚夯实基础。进而有分析称该系列文章是习近平意在向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治走向划清界线，并针对标榜毛泽东路线之新左派的批判的一种暗示。不过，鉴于中共六十余年的执政经验，一味的去毛化显然非其执政意图，如果清晰定位的话，中共是应该是正在积蓄能量来“超越”革命党的历史角色，让“革命”作为曾经行动的方法和批判的依据，转而成为实践精神的指导或灵感，从而建立执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接收，并逐步放开对西方的认识，彻底消灭极“左”思维，为中国找到出路。
(洪砂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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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8, 2012
英报惊叹中共比英美善于抓大事
英报惊叹中共比英美善于抓大事
大中小2012-10-03 23:16:05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英国《泰晤士报》2日发表题为《来自东方的挑战》的社论，形容英美两国内部的对立政党正在为政治琐事而争斗，而中国至少抓住了未来的重大挑战。
社论说，英国工党本周在曼彻斯特召开政党年会，谈论了自己，谈论了对手，也谈论了自己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紧缩这对矛盾中的位置。英国自由民主党此前在布赖顿召开的年会和保守党即将召开的年会也谈论了或即将谈论类似的话题。
数周前在佛罗里达州和上个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举行大型集会，展示了事先确定的可以预料的会议内容。
在北京，中国共产党正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筹划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未来，拟定如何超越西方的计划。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无疑是今年全世界召开的最重要的政治会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北京正在以大的尺度应对自己面临的挑战。
社论说，毛泽东曾在半个世纪前提出可以利用南方的水让北方受益，而南水北调工程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程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提出“让每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中国因此启动了全世界最大的“牛奶扶贫”项目。
社论最后说，北京构思宏伟。在同有限资源竞赛的问题上，在新工业革命问题上，北京的计划者比西方的计划者想得更为大胆。“这就是中国对西方构成的挑战，我们的政治家需要冷静下来，努力思索，作出回应。”
(佑安 编辑)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10-03/58884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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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英国《泰晤士报》2日发表题为《来自东方的挑战》的社论，形容英美两国内部的对立政党正在为政治琐事而争斗，而中国至少抓住了未来的重大挑战。
社论说，英国工党本周在曼彻斯特召开政党年会，谈论了自己，谈论了对手，也谈论了自己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紧缩这对矛盾中的位置。英国自由民主党此前在布赖顿召开的年会和保守党即将召开的年会也谈论了或即将谈论类似的话题。
数周前在佛罗里达州和上个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举行大型集会，展示了事先确定的可以预料的会议内容。
在北京，中国共产党正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筹划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未来，拟定如何超越西方的计划。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无疑是今年全世界召开的最重要的政治会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北京正在以大的尺度应对自己面临的挑战。
社论说，毛泽东曾在半个世纪前提出可以利用南方的水让北方受益，而南水北调工程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程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提出“让每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中国因此启动了全世界最大的“牛奶扶贫”项目。
社论最后说，北京构思宏伟。在同有限资源竞赛的问题上，在新工业革命问题上，北京的计划者比西方的计划者想得更为大胆。“这就是中国对西方构成的挑战，我们的政治家需要冷静下来，努力思索，作出回应。”
(佑安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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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5, 2012
纽约时报：超级精英毁灭美国
纽约时报：超级精英毁灭美国作者：纽约时报|来源：文摘|日期：2012-10-24 2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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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是有1%的人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这将毁灭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人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在14世纪早期，威尼斯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经济的核心是“colleganza”，这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式，其创立目的是为单一的贸易活动提供财政资助。“Colleganza”这种形式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为新进者敞开了经济大门，让敢于冒险的实业家可以和为他们的商业航行提供资助的成功商人一起共享金融回报。
威尼斯的精英是主要受益人。和所有的开放型经济一样，他们的经济形势也是动荡不定。今天，我们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流动性也意味着竞争。1315年，当威尼斯城邦的经济实力到达其鼎盛时期，上层阶级设法保住他们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版《金书》(Libro d’Oro)这一贵族阶层的官方登记名录来正式阻止社会流动性。如果你的家族不在上面，你就无法加入这个城市的寡头统治集团。
这个政治变动其实始于《金书》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带来的惊人改变被威尼斯人称为“完结”(La Serrata)。没过多久，政治“完结”就转变为经济“完结”。在寡头统治者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渐削减了新进者的商业机会。最终，“colleganza”受到禁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长期看来，“完结”意味着统治者阶层踏上了一条终结之路，更广义地说，这也意味着威尼斯的繁荣盛世开始凋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还要少。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加突显了威尼斯的持续衰退。
学者达龙·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国家衰亡：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见到的未来，他曾写道，资本主义蕴含着自我灭亡的种子。这就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因为有1%的人口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并将最终毁灭这个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的人口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随着美国上层社会和其他阶层在社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你能看到美国的“完结”正在步步逼近。美国的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国困难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
经济学家指出，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变化造成的。文化或许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关白人工薪阶级的新书中，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指责日渐虚弱的中产阶级偏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与职业伦理，而富有阶层仍然拥有这些传统。（默里同样也谴责富有阶层，但只是责备他们允许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
这两种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们在加大美国社会鸿沟这一问题上应负的责任。经济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后的原因，但正如奥巴马的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R·奥扎格(Peter R. Orszag)告诉我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而非缓解了这一趋势。
尽管这种赢家通吃型的经济让社会上层阶级获得了财富，他们的纳税负担却得以减轻。尽管工会的法律权力得到削弱，且由财阀资助的智库不断提出有损工会的政策，对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却在增加。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顶端阶层的边际所得税率飙升到90%以上，这个数字在今天甚至会让民主党不寒而栗。同时，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个纳税人中，有六人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有27人只缴纳了10%或更少。没有人缴纳的税款超过了35%。
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曾高过欧洲，且美国的左右两派都认为经济开放性是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最近的几个研究发现，今天的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难脱离他所出生的社会阶层。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发现，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性会降低——这一现象被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成就也停滞不前。超级精英阶层把无限的资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学校却严重缺乏资金。这就是新的“完结”。精英教育愈发只是面对那些已经身处社会上层的人群。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他们的女儿送进了高级私立学校；我也是这么做的。
美国的“完结”还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规则在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今天的寡头统治者所实行的裙带资本主义远远比那时的威尼斯微妙，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让国家的稀有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这就是米特·罗姆尼所发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这一言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正是位于经济金字塔顶层那些人，特别是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并让别人为此买单。
证据之一是2008年受到两党支持的、耗资7000亿美元的华尔街援助计划。证据之二是裙带关系人群的复苏。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 和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间，有93%的收入增长流入了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据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为420万美元。
裙带资本主义的第二个表现方式更为直接：公司和行业竭力为自己谋取的税收补贴、贸易保护和政府津贴。对两党来说，企业政策这块肥肉确实是饕餮大餐：绿色能源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获利于这届政府，而石油和钢铁公司则受益于乔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
当权者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冲动，这不足为奇。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个体商家来说则意味着艰辛。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谙此道。“真正卓越的企业必须拥有持久的‘护城河’，以保护投入的资本赚取的丰厚回报，”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资者信中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大有益处，但它阻碍了投资确定性。”微软公司(Microsoft)试图通过排除竞争者来修筑自己的护城河，直至法庭禁止这一行径。甚至连苹果公司(Apple)这个从开放型经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也试图把自己研发的劣质地图应用程序强加给iPhone 5的消费者。
企业家乐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倾向于商业利益，而这些游说活动倾向于促进现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培养一个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市场。”
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我们没有贫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写到。对杰弗逊来说，这种平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还有任何社会的条件比我们的现状更可取吗？”
但这一切都随着工业化而改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2年在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讲话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有赖于“一群金融巨头，他们的致富方式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检查，他们因其成就而受到相应的尊崇，完全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是何种手段。”美国可能也需要拥有一些巧取豪夺的大亨；罗斯福说，美国应该“兼收并蓄”。
但当这些巨头们累积了财富和权力，当美国西部边疆的免费土地被占尽，这个国家面临着“完结”的威胁。正如罗斯福所言，“我们都知道机会的均等已不复存在。”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经济寡头统治，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稳步前进。”
在今天的美国，富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比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巨头在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过去一样，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他们会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财阀的政治崛起的讽刺之处在于，和威尼斯的寡头一样，他们威胁到了成就他们的体制。
作者是汤森路透数字版(Thomson Reuters Digital)的主编，也是《富豪阶层：全球超级富豪新贵的崛起和其他所有人的衰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一书的作者。本文节选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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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是有1%的人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这将毁灭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人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在14世纪早期，威尼斯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经济的核心是“colleganza”，这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式，其创立目的是为单一的贸易活动提供财政资助。“Colleganza”这种形式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为新进者敞开了经济大门，让敢于冒险的实业家可以和为他们的商业航行提供资助的成功商人一起共享金融回报。
威尼斯的精英是主要受益人。和所有的开放型经济一样，他们的经济形势也是动荡不定。今天，我们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流动性也意味着竞争。1315年，当威尼斯城邦的经济实力到达其鼎盛时期，上层阶级设法保住他们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版《金书》(Libro d’Oro)这一贵族阶层的官方登记名录来正式阻止社会流动性。如果你的家族不在上面，你就无法加入这个城市的寡头统治集团。
这个政治变动其实始于《金书》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带来的惊人改变被威尼斯人称为“完结”(La Serrata)。没过多久，政治“完结”就转变为经济“完结”。在寡头统治者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渐削减了新进者的商业机会。最终，“colleganza”受到禁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长期看来，“完结”意味着统治者阶层踏上了一条终结之路，更广义地说，这也意味着威尼斯的繁荣盛世开始凋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还要少。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加突显了威尼斯的持续衰退。
学者达龙·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国家衰亡：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见到的未来，他曾写道，资本主义蕴含着自我灭亡的种子。这就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因为有1%的人口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并将最终毁灭这个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的人口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随着美国上层社会和其他阶层在社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你能看到美国的“完结”正在步步逼近。美国的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国困难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
经济学家指出，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变化造成的。文化或许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关白人工薪阶级的新书中，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指责日渐虚弱的中产阶级偏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与职业伦理，而富有阶层仍然拥有这些传统。（默里同样也谴责富有阶层，但只是责备他们允许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
这两种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们在加大美国社会鸿沟这一问题上应负的责任。经济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后的原因，但正如奥巴马的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R·奥扎格(Peter R. Orszag)告诉我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而非缓解了这一趋势。
尽管这种赢家通吃型的经济让社会上层阶级获得了财富，他们的纳税负担却得以减轻。尽管工会的法律权力得到削弱，且由财阀资助的智库不断提出有损工会的政策，对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却在增加。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顶端阶层的边际所得税率飙升到90%以上，这个数字在今天甚至会让民主党不寒而栗。同时，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个纳税人中，有六人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有27人只缴纳了10%或更少。没有人缴纳的税款超过了35%。
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曾高过欧洲，且美国的左右两派都认为经济开放性是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最近的几个研究发现，今天的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难脱离他所出生的社会阶层。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发现，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性会降低——这一现象被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成就也停滞不前。超级精英阶层把无限的资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学校却严重缺乏资金。这就是新的“完结”。精英教育愈发只是面对那些已经身处社会上层的人群。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他们的女儿送进了高级私立学校；我也是这么做的。
美国的“完结”还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规则在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今天的寡头统治者所实行的裙带资本主义远远比那时的威尼斯微妙，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让国家的稀有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这就是米特·罗姆尼所发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这一言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正是位于经济金字塔顶层那些人，特别是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并让别人为此买单。
证据之一是2008年受到两党支持的、耗资7000亿美元的华尔街援助计划。证据之二是裙带关系人群的复苏。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 和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间，有93%的收入增长流入了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据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为420万美元。
裙带资本主义的第二个表现方式更为直接：公司和行业竭力为自己谋取的税收补贴、贸易保护和政府津贴。对两党来说，企业政策这块肥肉确实是饕餮大餐：绿色能源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获利于这届政府，而石油和钢铁公司则受益于乔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
当权者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冲动，这不足为奇。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个体商家来说则意味着艰辛。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谙此道。“真正卓越的企业必须拥有持久的‘护城河’，以保护投入的资本赚取的丰厚回报，”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资者信中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大有益处，但它阻碍了投资确定性。”微软公司(Microsoft)试图通过排除竞争者来修筑自己的护城河，直至法庭禁止这一行径。甚至连苹果公司(Apple)这个从开放型经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也试图把自己研发的劣质地图应用程序强加给iPhone 5的消费者。
企业家乐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倾向于商业利益，而这些游说活动倾向于促进现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培养一个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市场。”
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我们没有贫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写到。对杰弗逊来说，这种平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还有任何社会的条件比我们的现状更可取吗？”
但这一切都随着工业化而改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2年在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讲话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有赖于“一群金融巨头，他们的致富方式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检查，他们因其成就而受到相应的尊崇，完全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是何种手段。”美国可能也需要拥有一些巧取豪夺的大亨；罗斯福说，美国应该“兼收并蓄”。
但当这些巨头们累积了财富和权力，当美国西部边疆的免费土地被占尽，这个国家面临着“完结”的威胁。正如罗斯福所言，“我们都知道机会的均等已不复存在。”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经济寡头统治，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稳步前进。”
在今天的美国，富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比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巨头在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过去一样，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他们会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财阀的政治崛起的讽刺之处在于，和威尼斯的寡头一样，他们威胁到了成就他们的体制。
作者是汤森路透数字版(Thomson Reuters Digital)的主编，也是《富豪阶层：全球超级富豪新贵的崛起和其他所有人的衰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一书的作者。本文节选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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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治国”：习近平时代的东西方新较量
选贤治国”：习近平时代的东西方新较量
大中小2012-08-28 22:12:3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近20余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间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多表现在经济发展及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的比较上。西方一直理直气壮地将“民主选举”作为“普世”的政治体制来推崇，而经济发展同社会的财富积累被视为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优秀的标准。但这一切在最近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被视为“专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不到30年间冲到世界第二位，这令西方国家开始一致向“东”看。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崛起与美欧债务危机形成了强烈对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甚至有西方学者提出，“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学些什么”。
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通过选举择魁组阁还是一党制下的“选贤任能”，最终都是以能否找到有贤能、重操守的官吏治理好国家、服务好民众为目标。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治国人才的竞争已经在当今被认为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早有古语指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使“G2”的话题在如今越来越被认同，可以设想未来的“G2”竞争，还是东西方较量，选贤治国的问题会日益成为体制讨论中的核心问题，而也将是中共在十八大后接任的习近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党制”下的官员效率体制开始被关注
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被质疑到被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自身发展的成功，成为世界影响力的巨大存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 而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表现，被视为奇迹。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
从治国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在于，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充当了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而以美国来说，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家运行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180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而且，毕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以后的事情？西方政党受任期制的限制，是一种消费心理，并不会去思考给下届留下点什么。
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另一大优势即在于，中共是一个更负责任高效率的政府，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最为显著的一个对比是，2008年中国汶川遭遇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中共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相较之下， 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总统小布什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此时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这虽然只是个案，但西方国家在应对自身突发事件时，往往总表现得相当混乱和低效。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不仅造成低效率，其最终决策也会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造成的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被民主党提名为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克里（John Forbes Kerry）曾指出，50年前一届国会出现冗长辩论的状况只有两次，但现在却高达100多次，让国会几乎陷入瘫痪。
“程序民主”未必能产生好领导
原本，西方国家通过选举择魁组阁，是为了党派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求选出最好的领导人，真实地体现民意。然而，现实是，在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此外，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各政党通过人为分割社会，形成各自意识形态根据地。像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每天看着两党的恶斗的上演。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而且，在实践层面，选举本身的很多特征导致它无法产生有代表性的代表。比如说，美国国会基本没有工农代表，选出来的结果都是精英；再如，过程非常容易被操纵。如果今天说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恐怕都不能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连西方政客自己也说，在美国民主程序过程中，最大问题是过多的资本驱动。还有，更为精妙的算计策略性投票……政客们深谙此道。
粗糙地说，西方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规则：由利益集团和政党大佬暗箱运作，然后，就是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够通过造势胜出，如宗教信仰、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是否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等等。选举原本是为了优胜劣汰，但实际上选民对于候选人，往往是只能听其言，很难观其行。
这种注重“程序民主”的特点不在于选了谁，而在于怎样选。正因如此，所以看到了美国曾选出8年治国无方的小布什；会让深陷招妓、性派对丑闻及腐败起诉的贝鲁斯科尼能够赢得意大利总理之位……其实，选举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全民公决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尊重少数人意见同样也是民主，而当把选举等同于民主，那就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如此机械的理解，恐怕就会导致民主流于形式而失去实质。
“选贤任能”更实际 注重连续性
在西方国家，每到选举季，各方拉票，热闹的场面眼花缭乱，这种靠表演秀竞选领导人的方式，整个过程仿佛像是看一个巨星是如何诞生的，而不是选出一位能管理国家的优秀领导人。2008年，当帅气的奥巴马以“Yes, we can change”征服了大多数选民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仅仅做过参议员，可以说基本没有低层经历和行政经验，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度，选拔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如今，要加入共产党也并不容易，候选者需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而从入党，到成为政治人才，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更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2002年中共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建立起了一套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清晰地列出选拔任用条件，如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学历等，而后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再经党组织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酝酿考察，集体讨论后作出任免决定，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整个过程须在（监察部门）监督检查下完成。在之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将官员选拔过程曝光于“聚光灯”下。整个组织考察过程由“单一评价”走向“大浪淘沙”，避免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情况。
更为别具一格的是，中共党内各级都会定期召开党组（党委）会、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座谈讨论等，甚至政治局常委也会定期举行集体学习，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先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五•七”干校等，专门用于对干部进行培训。目前在中央一级，据悉已形成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官员学院、井冈山官员学院、延安官员学院以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一校五院”的培训链。
打破意识形态 东西方应更融合
曾被看成威权政体中“唯一现代模式”的苏东共产党的倒台一度拉响警钟。苏共最致命弊病在于：忽视了对自身制度建设，长期执政使执政党领袖走向个人独裁和专断。做不到自身的蜕化，就无法自我调适，进而导致政党的衰落或终结。中共原本也是一种党政不分、权责不明、过分集权的体制。“文革”期间的“一元化”领导更是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文革”后，邓小平直指“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率先垂范，带头破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后，对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做出了基本要求——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确定。以最高决策层为例，9个常委分权制，相当于美国总统的权力被9个常委分权，互相制衡，也让决策显然更民主和科学。
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像中共党内民主就是一种派生出的选举概念。党员通过行使选举权，选择德才兼备、能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事实上，这即是中共向西方“程序民主”的学习，并进行改良以适用于自身的体制，引入竞争性但仍又要融合、共生。中共以竞争性选举，改变权力交接关系，致党内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通过竞争性选举的录用、监督、淘汰功能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在中共十六大以后，基层和地方党内选举制度创新更是加大了力度，先后创造了“两票制”、“差额直选”、“公推直选”、“公推公选”、“公推票决”等党内选举模式。
判断政治体制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利于安邦治国，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而非其他。所以，“一党制”也好，“民主选举”也罢，并不是为了谁优于谁，原本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国的政治制度就已经不得要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也会导致制度的衰败。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
以法吏治 中共需领导力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改革的后遗症，使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严重不公，吏治的腐败等等社会矛盾也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这是下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胡锦涛曾指出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习近平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时也强调“五大优势”，看似在说“优势”，但实际上是进一步警醒中共面临的风险之意：“精神懈怠”直指“理论优势”，存在的是信仰迷茫与缺失；“能力不足”直指“组织优势”，存在的是先进性能否继续保持的问题；“脱离群众”直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存在的是干群关系疏远甚至对立的问题；“消极腐败”指向的就更多，显示了中共面临的一些优势被慢慢侵蚀着。
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俄罗斯等等，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都经历过。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曾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所以，“依法治吏”在当代中国就显得极为迫切。
中国从来都不乏“吏治”的传统。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逐步完善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录用制度，和维护王权的法律监督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干部的廉政建设制度；近代中共50多年来的执政经验，为依法治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也不可否认，过往的许多“吏治”传统和经验，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治”管理的阴影。“依法治国”的理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现实更多的是考虑“依法治民”，而没有考虑到“依法治吏”，这怎么可能“依法治国”？
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中共在十八大后即将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对于接棒的习近平来说，急需在这个问题上厉行改革。这即需要领导在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转变；在领导方式上，由主要靠行政命令，向引导群众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下从事实践活动转变；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向“法治”演进。从“人治”领导到“法治”领导，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涉及理念、领导方式、领导制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础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变革。还望在下一个10年看到中共能够取得这场领导力革命的胜利。
(陆一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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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58)58#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6:20:55
我党就是法，你不服，绝食自焚任选
57#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51
由美国导演，中国胡温影帝领衔，英美媒体主演，独轮运反共右派汉奸当配角的大剧已经进入第2幕：废习!第1幕“倒薄”已经完成。第3幕“解构共产党”。第4幕“分裂中国”。该剧跌宕起伏，内外勾结，你死我活，勾心斗角，异彩纷呈啊！
56#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27
如今的中国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能力的领导。
5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05
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比较注重发展。
5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2:26
前一段时间倒薄时， 胡锦涛一伙通过境外媒体和轮子功媒体不停放风，说薄熙来和周永康要搞掉习近平，现在谎言穿帮，胡锦涛一伙杀机毕露！恰恰是他自己要搞掉习近平！最近传来消息，胡锦涛属意接班人李克强兼职军委副主席，汪洋兼职军委，胡春华任政治局常委，倒薄刚刚没几天，现在废习已经成了事实！胡锦涛一伙乱华，卖华祸害人民已经到了万劫不复！
5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2:16
中国现在矛盾突出，不改革不行的。
5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53
中国发展需要这样的领导。看习近平下一步怎么走了。
5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38
其实习近平还是比较有魄力的和改革能力的领导。
50#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15
只要是为中国发展，民众福利好的，我都支持。
49#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13
《长江日报》批中国人心大乱,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近日发表署名社评，竟与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中央日报》如出一辙，不但标题一样，内容和表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令读者哗然，质疑中共政权「是否也会像当年国民党那样，面临崩溃!有网民赞该报「敢言大胆，说出真相! 仿64年前国民党报章社论 《长江日报》7月31日在评论版刊出该报评论员刘敏的评论，题为《赶快收拾人心》，有细心读者发现，该题目与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当时国民党中央喉舌）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如出一辙，只是用语稍有委婉。刘敏指，中共面临社会矛盾多发，官民冲突不断，暗示「人心乱如蒋介石逃亡台湾前夕」，政府已无计可施，呼吁「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矛头直指中共政权合法性，称「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才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而《中央日报》的社论对当年时局发议论指：「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几个月后，来不及收拾人心的国民党，就在蒋介石率领下仓皇逃亡台湾。时隔64年后的两篇同名社论，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指，只有失去民心的统治者，才会发出如此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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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2012-08-28 22:12:3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近20余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间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多表现在经济发展及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的比较上。西方一直理直气壮地将“民主选举”作为“普世”的政治体制来推崇，而经济发展同社会的财富积累被视为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优秀的标准。但这一切在最近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被视为“专制”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不到30年间冲到世界第二位，这令西方国家开始一致向“东”看。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崛起与美欧债务危机形成了强烈对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甚至有西方学者提出，“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学些什么”。
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通过选举择魁组阁还是一党制下的“选贤任能”，最终都是以能否找到有贤能、重操守的官吏治理好国家、服务好民众为目标。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治国人才的竞争已经在当今被认为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早有古语指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使“G2”的话题在如今越来越被认同，可以设想未来的“G2”竞争，还是东西方较量，选贤治国的问题会日益成为体制讨论中的核心问题，而也将是中共在十八大后接任的习近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党制”下的官员效率体制开始被关注
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被质疑到被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自身发展的成功，成为世界影响力的巨大存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 而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表现，被视为奇迹。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逻辑上说不通。
从治国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在于，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充当了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而以美国来说，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家运行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180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而且，毕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以后的事情？西方政党受任期制的限制，是一种消费心理，并不会去思考给下届留下点什么。
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另一大优势即在于，中共是一个更负责任高效率的政府，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最为显著的一个对比是，2008年中国汶川遭遇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中共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相较之下， 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总统小布什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此时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这虽然只是个案，但西方国家在应对自身突发事件时，往往总表现得相当混乱和低效。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不仅造成低效率，其最终决策也会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造成的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被民主党提名为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克里（John Forbes Kerry）曾指出，50年前一届国会出现冗长辩论的状况只有两次，但现在却高达100多次，让国会几乎陷入瘫痪。
“程序民主”未必能产生好领导
原本，西方国家通过选举择魁组阁，是为了党派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求选出最好的领导人，真实地体现民意。然而，现实是，在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此外，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各政党通过人为分割社会，形成各自意识形态根据地。像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每天看着两党的恶斗的上演。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而且，在实践层面，选举本身的很多特征导致它无法产生有代表性的代表。比如说，美国国会基本没有工农代表，选出来的结果都是精英；再如，过程非常容易被操纵。如果今天说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恐怕都不能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连西方政客自己也说，在美国民主程序过程中，最大问题是过多的资本驱动。还有，更为精妙的算计策略性投票……政客们深谙此道。
粗糙地说，西方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规则：由利益集团和政党大佬暗箱运作，然后，就是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够通过造势胜出，如宗教信仰、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是否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等等。选举原本是为了优胜劣汰，但实际上选民对于候选人，往往是只能听其言，很难观其行。
这种注重“程序民主”的特点不在于选了谁，而在于怎样选。正因如此，所以看到了美国曾选出8年治国无方的小布什；会让深陷招妓、性派对丑闻及腐败起诉的贝鲁斯科尼能够赢得意大利总理之位……其实，选举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全民公决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尊重少数人意见同样也是民主，而当把选举等同于民主，那就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如此机械的理解，恐怕就会导致民主流于形式而失去实质。
“选贤任能”更实际 注重连续性
在西方国家，每到选举季，各方拉票，热闹的场面眼花缭乱，这种靠表演秀竞选领导人的方式，整个过程仿佛像是看一个巨星是如何诞生的，而不是选出一位能管理国家的优秀领导人。2008年，当帅气的奥巴马以“Yes, we can change”征服了大多数选民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仅仅做过参议员，可以说基本没有低层经历和行政经验，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度，选拔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如今，要加入共产党也并不容易，候选者需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而从入党，到成为政治人才，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更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2002年中共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建立起了一套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清晰地列出选拔任用条件，如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学历等，而后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再经党组织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酝酿考察，集体讨论后作出任免决定，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整个过程须在（监察部门）监督检查下完成。在之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将官员选拔过程曝光于“聚光灯”下。整个组织考察过程由“单一评价”走向“大浪淘沙”，避免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情况。
更为别具一格的是，中共党内各级都会定期召开党组（党委）会、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座谈讨论等，甚至政治局常委也会定期举行集体学习，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先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五•七”干校等，专门用于对干部进行培训。目前在中央一级，据悉已形成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官员学院、井冈山官员学院、延安官员学院以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一校五院”的培训链。
打破意识形态 东西方应更融合
曾被看成威权政体中“唯一现代模式”的苏东共产党的倒台一度拉响警钟。苏共最致命弊病在于：忽视了对自身制度建设，长期执政使执政党领袖走向个人独裁和专断。做不到自身的蜕化，就无法自我调适，进而导致政党的衰落或终结。中共原本也是一种党政不分、权责不明、过分集权的体制。“文革”期间的“一元化”领导更是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文革”后，邓小平直指“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率先垂范，带头破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后，对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做出了基本要求——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确定。以最高决策层为例，9个常委分权制，相当于美国总统的权力被9个常委分权，互相制衡，也让决策显然更民主和科学。
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像中共党内民主就是一种派生出的选举概念。党员通过行使选举权，选择德才兼备、能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事实上，这即是中共向西方“程序民主”的学习，并进行改良以适用于自身的体制，引入竞争性但仍又要融合、共生。中共以竞争性选举，改变权力交接关系，致党内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通过竞争性选举的录用、监督、淘汰功能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在中共十六大以后，基层和地方党内选举制度创新更是加大了力度，先后创造了“两票制”、“差额直选”、“公推直选”、“公推公选”、“公推票决”等党内选举模式。
判断政治体制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利于安邦治国，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而非其他。所以，“一党制”也好，“民主选举”也罢，并不是为了谁优于谁，原本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国的政治制度就已经不得要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也会导致制度的衰败。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
以法吏治 中共需领导力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改革的后遗症，使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严重不公，吏治的腐败等等社会矛盾也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这是下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胡锦涛曾指出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习近平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时也强调“五大优势”，看似在说“优势”，但实际上是进一步警醒中共面临的风险之意：“精神懈怠”直指“理论优势”，存在的是信仰迷茫与缺失；“能力不足”直指“组织优势”，存在的是先进性能否继续保持的问题；“脱离群众”直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存在的是干群关系疏远甚至对立的问题；“消极腐败”指向的就更多，显示了中共面临的一些优势被慢慢侵蚀着。
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俄罗斯等等，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都经历过。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曾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所以，“依法治吏”在当代中国就显得极为迫切。
中国从来都不乏“吏治”的传统。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逐步完善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录用制度，和维护王权的法律监督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干部的廉政建设制度；近代中共50多年来的执政经验，为依法治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也不可否认，过往的许多“吏治”传统和经验，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治”管理的阴影。“依法治国”的理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现实更多的是考虑“依法治民”，而没有考虑到“依法治吏”，这怎么可能“依法治国”？
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中共在十八大后即将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对于接棒的习近平来说，急需在这个问题上厉行改革。这即需要领导在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转变；在领导方式上，由主要靠行政命令，向引导群众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下从事实践活动转变；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向“法治”演进。从“人治”领导到“法治”领导，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涉及理念、领导方式、领导制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础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变革。还望在下一个10年看到中共能够取得这场领导力革命的胜利。
(陆一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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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58)58#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6:20:55
我党就是法，你不服，绝食自焚任选
57#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51
由美国导演，中国胡温影帝领衔，英美媒体主演，独轮运反共右派汉奸当配角的大剧已经进入第2幕：废习!第1幕“倒薄”已经完成。第3幕“解构共产党”。第4幕“分裂中国”。该剧跌宕起伏，内外勾结，你死我活，勾心斗角，异彩纷呈啊！
56#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27
如今的中国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能力的领导。
5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3:05
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比较注重发展。
5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2:26
前一段时间倒薄时， 胡锦涛一伙通过境外媒体和轮子功媒体不停放风，说薄熙来和周永康要搞掉习近平，现在谎言穿帮，胡锦涛一伙杀机毕露！恰恰是他自己要搞掉习近平！最近传来消息，胡锦涛属意接班人李克强兼职军委副主席，汪洋兼职军委，胡春华任政治局常委，倒薄刚刚没几天，现在废习已经成了事实！胡锦涛一伙乱华，卖华祸害人民已经到了万劫不复！
5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2:16
中国现在矛盾突出，不改革不行的。
5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53
中国发展需要这样的领导。看习近平下一步怎么走了。
5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38
其实习近平还是比较有魄力的和改革能力的领导。
50#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15
只要是为中国发展，民众福利好的，我都支持。
49# 匿名提交日期：2012-08-29 05:31:13
《长江日报》批中国人心大乱,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近日发表署名社评，竟与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中央日报》如出一辙，不但标题一样，内容和表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令读者哗然，质疑中共政权「是否也会像当年国民党那样，面临崩溃!有网民赞该报「敢言大胆，说出真相! 仿64年前国民党报章社论 《长江日报》7月31日在评论版刊出该报评论员刘敏的评论，题为《赶快收拾人心》，有细心读者发现，该题目与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当时国民党中央喉舌）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如出一辙，只是用语稍有委婉。刘敏指，中共面临社会矛盾多发，官民冲突不断，暗示「人心乱如蒋介石逃亡台湾前夕」，政府已无计可施，呼吁「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矛头直指中共政权合法性，称「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才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而《中央日报》的社论对当年时局发议论指：「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几个月后，来不及收拾人心的国民党，就在蒋介石率领下仓皇逃亡台湾。时隔64年后的两篇同名社论，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指，只有失去民心的统治者，才会发出如此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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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网]港股29日窄幅争持，恒指收报19,788.51点，跌23.29点；分析师表示，市场继续等待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本周五的讲话，加上
妈妈五句话让宝宝更优秀
成功的经验往往都会浓缩成几句话，让人意味深长。同样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也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民生银行中期现金分红 每10股派发1.5元
[财讯网]在已公布中报的10家上市银行中，民生银行是首家进入现金分红实施阶段的银行。
如何培养孩子好性格
学龄前儿童的性格培养又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0-2岁、2-4岁、4-6岁，每个阶段的发展重点是不一样的。
美媒：美政客炒中国话题很短视
印媒称梁光烈赴印商讨重启第3次“携手”联合军演
保钓人士方晓松被授予英雄称号
[财讯网]28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京授予方晓松“登岛英雄”称号。
京东苏宁价格战刚落幕 百度360上演夜间攻防战
[财讯网]月黑风高夜，正是开战时。
家庭教育方法16个对与错
如果宽容、反复教导、恐吓都无法改正孩子的不良行为，那么就是你应该换换方法的时候了。这里是一些可以让孩子与父母更加合作的新
龙应台：暂不考虑两岸文化协议
盘点全球最无聊吉尼斯世界纪录（组图）
等待中国消费起飞
人们对中国消费的一个普遍认知是居民普遍消费较少而由于种种原因储蓄较多，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高
中美制造业竞争将更趋激烈
中美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延续，中美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产业升级将更为紧迫。
中国企业如何惹恼美国国会
8月13日，中国企业分众传媒（FMCN.NQ）宣布，其董事长和私人股本公司购回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将上海总部的广告公司私有化，这笔价
罗姆尼拉拢中产阶级搏选票
美国逼近财政悬崖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8月22日发布半年报告，再次警告“财政悬崖”问题的严重性。据CBO预测，在比较糟糕的情境下，美国经济
中国官媒：解放军战略导弹全面转型
美媒：中国借美军经验强化其特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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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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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年纪事
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之前的提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这是一个全新的目标。这个目标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涵义？要实现这一目标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十年后，发展之路高歌猛进，成就传奇的同时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建设可圈可点，亦有问题待解。同时，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接连出现纷争。在海洋世纪的开端，中国遭遇了巨大阻力。埋头发展了多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平稳的发展环境？
十年后，发展之路高歌猛进，成就传奇的同时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建设可圈可点，亦有问题待解。同时，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接连出现纷争。在海洋世纪的开端，中国遭遇了巨大阻力。埋头发展了多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平稳的发展环境？
中国这十年
十年中国，发展之路高歌猛进，成就传奇的同时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建设可圈可点，亦有问题待解---“做蛋糕”与“分蛋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当之无愧成为这十年的第一主题。
十年里，国际社会气候多变，中国模式拯救论与中国威胁论的鼓吹和散布都给长期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中国设置了需要应对的“环境问题”；国内社会借助中文互联网的飞跃发展，让民意参与有了机遇与力量，而通过规范走向良性发展是这种力量接下来的“转型”课题。
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未来，按照既定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本刊梳理了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形成脉络，以及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大事件，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同回顾并解读我们的过去十年。十年，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执政党和国家的历程，有启示，有激励，也有深思。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正是站在过去岁月的基石之上，向国家、政党的未来敞开期待与邀约。
中国十年纪事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2012年7月底，伦敦奥运会前夕，一篇题为《感谢上帝，中国放弃了2026年世界杯》的文章急速走红。英国记者罗伯特。弗丘以幽默语气写道：“在未来20年里，只要中国人不出手，整个银河系都不再会出现一届能被称为完美的，规模宏大的运动会了。”
弗丘的英国式幽默固然夸张，严肃的《经济学人》可不开玩笑。2012年，1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首次开设了中国专栏。对于这家全球财经媒体权威来说，这是70年来它第二次给一个国家开专栏，前一个是美国。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时间回到2002年。新华社评出的“2002年十大国内新闻”大多事关“发展”：
比如，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经济增长率达到8%，“经济总量迈上一个新台阶”。而2011年的中国坐拥47万亿元的GDP，这个数据却不在当年十大国内新闻榜单之列---对经济增长，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再如，2002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外贸排名由世界第六位升为第五位；外商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居全球之首，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第一大国。
就像这些淹没在统计文献中的数字，对多数普通人来说，回望2002年的中国，少有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符号。那时的中国像一辆在赛道上全速发力的赛车，速度极快，无暇他顾。
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之前的提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这是一个全新的目标。这个目标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涵义？要实现这一目标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很快，答案逼近眼前。
非典启示录
2003年来得突然而猛烈。
2002年底，非典在广东首发。后来的事实证明，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而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是安全的”。
到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并不足以显示当年病毒造成的恐慌。对于上任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说，考验空前。
这场战役的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4月20日。这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向记者通报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仅37例。
并非疫情突然失控，高强很快给出答案：“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4月20日晚，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申请获人大通过。
中央此番决定被舆论评价为扭转乾坤之举。4月20日之后，全国各地每日全面公开疫情，此前因隐瞒造成防疫之战的被动局面迅速好转。到5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整个过程中，此前颇为被动的政府大大得分。
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衍生了众多社会乱象。坊间偏方层出，包括煲醋和喝板蓝根等，导致市面上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而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强震引发海啸和核危机之后，类似的抢盐风潮再次上演，网友调侃中国人是“盐荒子孙”。相隔近十年的闹剧重演，引人深思。
非典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并非卫生和医药知识。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从八个方面对抗击非典斗争积累的经验、获得的启示进行了总结。他说：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狠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等九个方面的工作。
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以人为本”的启示，融入了执政党的最新执政理念。对于其后十年的中国，这一启示弥足珍贵。
在2003年、2004年，除了非典，还有一些事件扰动中国人的神经。和非典一样，这些事件都有着某种启示意义。
“哈尔滨宝马案”发生在2003年10月16日，苏秀文驾驶宝马吉普造成一死12伤的惨剧。消息一经公开，传言相伴而生，虽经官方辟谣，但呼吁严惩与担忧不公之声依然在坊间持续，案件审理和争议延续至2004年。
十年中，与哈尔滨案相似的舆论争议事件绝不鲜见。一起交通事故、一件民事纠纷，都可能在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显性化的背景下，裹挟着谣言迅速发酵。
另一记警钟敲响在安徽阜阳，2004年，上百名婴幼儿因饮用劣质奶粉成了“大头娃娃”。
而让中国人谈奶色变的事件则发生在2008年。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实现全国第一的三鹿在这年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这个化学名词自此家喻户晓。
食品安全在随后几年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头大患，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餐桌丰富多彩，麻烦防不胜防，更多更好对应着更担忧更疑惑---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缩影。
大国前奏曲
事实上，检索这十年的开端，让中国人开心的大事着实不少。
2003年，中国第一次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杨利伟成了中国的加加林。由此，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杨利伟踏出了过去十年中国航天事业黄金期的第一步。2005年10月，神舟六号成功发射，中国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跨越；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升空，中国跨入世界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中国宇航员首次出舱活动；2011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两次空间交会对接成功；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这是中国实施的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敢上九天揽月之外，地面上的中国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各个方向上成长为更加重要的国际力量。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首次排在第二，此前的奥运金牌榜头两名常年被美俄把持。这次突破，为2008年中国成为金牌榜新霸主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2004年，发生了另一件让国内舆论兴奋的事。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个人电脑)业务。仅仅在20年前，联想还只是IBM这个IT领航者的一个中国经销商。
很多人认为，上述事件是一个象征。正如后来吉利收购沃尔沃，TCL收购阿尔卡特一样，中国企业收购国际知名品牌，本身就是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的有力证明。
宏观数据更直观地说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上升：到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形象也有了新的注解。2006年，陈冯富珍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58年来首位担任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媒体说，此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实力，也显示其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
就在这几年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吹捧”成为一种现象。
在此之前，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认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1989年，为了给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方案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即“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甫一问世，便不断被拿来与“华盛顿共识”作比较。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只能导致灾难。”“中国探索的这条自己的道路，是中国力量的源泉。”
雷默开启了一扇大门，“北京共识”提出之后几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从媒体界到学界，十足热闹。不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11年全国两会上，总理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说，“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网络新时代
就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高歌猛进，中国模式的宏大叙事正在成型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在酝酿着变化。
2005年，一些前所未见的“欢乐元素”进入普通人视野。到2012年还活跃在网络甚至上了央视的芙蓉姐姐和已经销声匿迹的后舍男生，都在该年爆得大名。那年，陈凯歌的电影《无极》遭遇无数恶评，而恶搞该片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大受欢迎。
这一切，都源于互联网。尽管方式各异，尽管饱受争议，但借助互联网，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个人有了机会展示和表达自己。中国大陆的第一批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网络世界探索，而2005年则是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年份。
2005年，中国互联网有了一个“全球第一”：演员徐静蕾的博客成为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博客作为网络新事物开始为人所知也就是在这一年，可见其在中国生长速度之惊人。4年以后，微博的兴起迅速取代了博客的地位，但博客却是将大多数网民带入网络公共生活的领路人。
2005年后的一两年间，Web2.0、自媒体等概念开始风行，普通人开始利用这些平台发表对公共事件的看法。
2006年，作家白烨写了一篇评论80年代后文学评论的博客，青年作家韩寒旋即在博客上予以回击。2012年的“方韩大战”中，有人专门查看了韩寒的博客总结道，韩寒的转型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年以后，他刻意地广泛介入公共议题，并在媒体包装下被塑造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
上述总结不经意间契合了中国网络的发展历史：网络开始作为一种力量广泛介入中国的公共事件中，就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的网络极为热闹，从华南虎照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曝光、厦门PX项目迁址、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中，都能见到网民们的唇枪舌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在中国改革史上，这一年、以及在这一年发出声音的一亿多网民，终将被载入史册。入选理由，不只是中国互联网诞生20周年，更是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
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胡锦涛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面对面交流。2009年2月28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
到2011年11月，中国微博客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大量政府机构和官员推出了经过认证的实名微博，政府机构首次大规模参与和普通网民的直接互动。
普通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与中文互联网的兴盛，两者的相互作用为十年历史中的最近两年贴上了鲜明标签。
新挑战标本
要理解2007年以后中文互联网世界的喧嚣，必须要回归现实世界。
2007年，一个原本计划在厦门海沧区兴建的对二甲苯(PX)的化工项目引发了厦门人的担忧。当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6月1日，厦门市民理性平和地表达了抵制PX项目的意愿。随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并启动二次环评，在此后多个月的时间里，厦门市政府广开言路，通过召开市民代表参与的环评座谈会等方式充分沟通各方意见，最终决定迁址。
《人民日报》刊文称“厦门PX风波，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在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面前、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面前，政府与群众的沟通，要有预见，有渠道，有提前量；企业必须重视与社会、与群众的沟通，要积极要主动，要有新办法，要有亲和力。
商业利益、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碰撞，在这几年间日渐升温。
2007年2月，一组题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图帖在网上疯传，引起中外媒体关注。图片拍摄的是重庆杨家坪立于工地基坑中的一座“孤岛”民宅。
此图爆红网络的半个月后，正值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以赞成2799票、反对52票、弃权37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一法律中对于私有合法财产的保护，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内容，引发众多法学界专家的讨论，而杨家坪钉子户适时提供了一例样本。
对于杨家坪钉子户，舆论看法并不统一。《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显示：有46.5%的人认为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现代公民”，40.5%选“说不好”，13.0%认为是“无理刁民”。
《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评论说：“孤岛图景”在某种程度是一幅容忍钉子户、敬畏法律的图景。
最终，杨家坪钉子户在当年4月接受了易地实物安置，“孤岛”建筑随即移平。
在中国城市化大潮的进城中，拆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性不容回避。此后几年中，宜黄事件等多起公共事件皆因强拆而起。
2011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问题研究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规范征地拆迁，严格界定公益和经营性用地。
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则是另一个值得解剖的问题样本。
事件源于一名中学女生的非正常死亡，经过复杂的发酵，引发群众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突发事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为此三次向百姓道歉，他分析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治安欠佳，产生民怨，使黑恶势力能乘机煽动民众冲击政府。
《瞭望新闻周刊》当时发表文章，将瓮安事件称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并呼吁“谨防透支政府信用”。纵观此后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2010年的浙江钱云会事件等，这个“谨防”依旧必要。
回到2007年，这年秋，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年前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届党代会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五点要求显示，面对现实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执政党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正在与时俱进。而越是往后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就越是可贵。
荣耀与磨难
2008年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奥运会。这本是个再好不过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超越德国，排名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间，欧洲三大强国法国、英国、德国先后被中国甩在身后，而对日本的超越也将在2年后完成。于是，G20之外，有人将中美称为G2。
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显现威力。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期待不久后成为世界舆论的重要话题。
经过百年动荡和低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近在眼前了。以至于在2012年，有专家推出一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并测算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从气势恢弘的开幕式到金牌榜上的51块金牌，媒体与群众都有了充分展现惊喜的理由。正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分别代表了日本和韩国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被外界赋予了同样意义。
但是，这个巅峰之年，也是艰难的一年。
开年之初，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席卷了南方大部分地区，更大的天灾在几个月后击中了中国，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3月14日，境内外“藏独”分子相互勾结在拉萨制造出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后的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同样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事件。
瓮安事件和三鹿事件亦发生在奥运会前后，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企业开始艰难度日。
当2008年走到尽头，当荣耀和磨难交汇成一番复杂的回忆，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成为最意味深长的概括。
2009年，金融危机横扫全球，尽管关于4万亿导致经济转型退步的批评在国内没有停歇，但就当时看，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中国模式大合唱响遍全球。
这一年，钓鱼执法事件、“躲猫猫”事件、王帅跨省追捕事件、杭州“70码”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舆论依然繁忙。
这几年中，党中央向全党强调“忧患意识”。面对复杂的转型时代，执政党对现实的认识无比清醒。
2009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中提出“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在危险和考验面前，党中央确定了坚定的方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评论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发展中的问题要靠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民生、民生、民生
离开喧嚣的舆论，触摸另一个中国。
2005年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8914亿元，其中农业税收入为5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6%。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份额已经极低，但取消农业税依然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一决定，是这10年中央大幅提高民生投入的一个缩影。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全年安排农村低保补助资金30亿元；2008年9月1日起，全国范围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此前已经免除；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此后3年共投入达到8500亿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意味着我国至少有上亿低收入人口将享受到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到2011年10月底，2011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1000万套，“十二五”期间总的计划数为3600万套。
媒体统计近年来的全国“两会”热案，结果发现，个税起征点、收入分配、房价、教育等民生问题常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要视野。在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时，如何“分蛋糕”，让国民共享财富，近年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
通过密集的政策，中央施政的重点显而易见，民生工程的开展是十年中国历史的浓重一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的民生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财富问题。
2010年劳动节前夕，胡锦涛发表讲话，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如何体现，引来媒体众多诠释。《人民日报》一语点睛：“体面劳动不能止于‘加薪’。”
同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8∶1到4∶1的变化，而新修改的选举法则首次将这一比例规定为1∶1。中国城乡居民选举首次实现“同票同权”。
基层“正能量”
2012年年初爆发了一场吸引了无数眼球与口水的网络对战。
对战双方，一个是打假名人方舟子，一个是青年作家韩寒。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为代笔，由此衍生多场“局部战争”，大量持观点各异的网民参与其中，从论战变成骂战，硝烟至今未绝。
这场网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没有地域之争，甚至没有明确的主题，却将网民意见生生撕裂开来。
如果说方韩之战给网民带来热烈过后的迷失感，那么另外两件不太起眼的事情却让许多网民陷入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中。
同样是在2012年年初，南京政法委书记告诉人们，5年多前的彭宇案，舆论和公众所认知的并非事实真相。根据他的说法，彭宇原本被认为是助人为乐反被污蔑，而真相却是，被认为污蔑了彭宇的老太太徐寿兰才是被污蔑的人。
2012年7月31日，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害案”宣判，药庆卫胜诉。2010年10月，药庆卫的儿子药家鑫制造命案。案发后，张显不断在微博暗示药家“有背景”，案子有黑幕。但后来曾因张显的暗示而激愤的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再过几年，上述两个事件没准再次遭遇舆论翻转，但更多的可能则是被渐渐遗忘。
历经十数年，网络混战依然继续，舆论混沌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地意识到，相比感性的一呼百应，在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中，理性绝不可缺位。厌倦了口水的人们开始主动寻求“正能量”，建设性的力量正从基层悄然生长。
官方也在作出积极回应。2011年4 月 21 日至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以“人民日报评论部”署名发表5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分别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随后，《人民日报》再接再厉，刊发“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实践也在进行时。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时收到的23万多条意见已经令人兴奋不已；2012年8月，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征集意见，共征集到意见超过30万条。这些举动，都是十七大报告中所说“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益尝试。
未来何在
新问题不会消失。
2012年，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接连出现纷争。在海洋世纪的开端，中国遭遇了巨大阻力。埋头发展了多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平稳的发展环境？
不光在海上，不光是对资源的争夺，孔子学院风波也让中国人意识到国际环境的严峻。
2012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称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部分中国汉语教师必须于6月30日前离境。尽管该问题在8天后不解自开，但对于意在增强软实力的中国，可见前路并不平坦。
孔子学院让人想起了姚明。2002年，姚明以NBA历史上首位外籍状元的身份加盟休斯顿火箭队。他在美国打球10年，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当2011年姚明宣布退役，《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姚明是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内地涌现的文化形象代表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像姚明这样的全球偶像却是十年难遇”。
就在姚明退役这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011年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用意不言自明。
2012年夏雨滂沱，北京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如同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一样，出人意外而惊心动魄。宜居的城市，安全快捷的交通，在这十年的尾声，依然留下了诸多课题。
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式上总结道：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强调。未来如何？他说：“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科学发展观形成记
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这其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段表述引人瞩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注意，其中用到‘极具’，过去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词汇。”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告诉《望东方周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统一党的高级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已经成为20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次讲话中不断重申，说明未来还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继续前进。”张贺福说。
一脉相承：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非头脑一热。”张贺福说。
时间回到1978年，这一年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并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到199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思想解放初期和理论创新的准备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十四大鲜明地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告诉《望东方周刊》。
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后几个月，中共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实际上十四大已经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概括，只不过没有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说法。”王怀超说。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邓小平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特别是他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方面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样是在十六大，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之前，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的物质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小康”。
“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如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李君如说。
“加上科学发展观，纵观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三个理论正好对应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结合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的理论在与时俱进。”王怀超说。
他认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华所在。“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望东方周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的新时期，极具现实针对性。除了非典，在十六大之后，我国还遇到一些发展中的新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辞职。
在对经济发展速度追求多年之后，人们对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弊端有了切肤之痛和更深刻的认识。
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一年初，国内经济出现了投资偏大、经济过热，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至年底，调控初见成效。
当年12月3日，胡锦涛在作总结时提到：“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在意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不能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的传统发展观或者庸俗发展论的错误。”李君如说，“要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而且其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解放‘人的因素’。”
完善：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
“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时，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已经正式作为一个方针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张贺福说。
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
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之前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抓住城乡发展差距，实际上就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抓住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贺福说，“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就找到了破解发展与资源环境难题的正确途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央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另一重大战略思想。
竹立家说：“2005年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权力腐败现象有所突出，所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和谐社会。”
王怀超说：“过去我们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相对忽视了民生建设，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就是要注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理论提出一个目标，发展经济、政治，目的是构建和谐、团结、友爱的社会。而落实科学发展，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
此届全会，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张贺福评价说：“通过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更加完备了，其理念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后就是5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2007年，在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产生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十七大报告还就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特征从八个方面予以概括，这些可以视为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从十七大对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的论述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的确确是由于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么一个实践要求应运而生的。”张贺福说。
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汲取经验：增长与发展之辨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到科学发展观“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2011年底，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最新世界经济排行榜。巴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个上世纪一度被称为“经济彗星”的国家重新赢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一股强大的发展潮流造就了一个个“经济神话”。不过，这些国家大多并未走得太远。作为其中的代表，到上世纪80年代，巴西的发展大幅下滑，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讨论增多，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如果延续过去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难以为继。
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党中央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全局高度，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着眼点就是要回答：在新的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张贺福说。
李君如说，在学界的研究中，以上世纪的巴西为代表的这些相继破灭的经济神话，被称作“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没有发展的增长”。
“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这是发展的基础，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量的增长和扩张，而不考虑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不考虑财富的分配，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从‘增长’走向‘发展’，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发展观。”李君如说。
十七大报告中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跨越：“十一五”规划之中所说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此已经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在全篇报告中，转变发展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要求。
实践：转型与民生
158年历史、6000多亿美元的债务。2008年9月15日，当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时，美国股市创下9.11以来最低点，拖累全球股市应声下跌，金融股更成为重灾区。
这场自上世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也成为十七大以后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2009年，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李君如说，为此，中央既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又明确提出“调结构”的要求，提出要把金融危机转化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中央将此次危机视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要尝试，不仅如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十七大开始便是中央工作的重点，2010年更是被确立为“十二五”的主线。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指导，在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这些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些弊端，使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张贺福说。
为解决新问题，十七大已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新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个体现。”张贺福说。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不仅要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李君如说。
2010年2月，在省部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8点意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七大之后的5年，是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的首个完整任期。除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民生工程的空前重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同样是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十七大之后，中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五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之大，老百姓在社会保障的各项领域得到的实惠之多，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密集的政策说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如果改善民生这个工作跟不上，会影响到发展方式转变。”张贺福说。
竹立家说：“对各个阶层、不同人群，实现个人发展方面要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只有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十年经济：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追寻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2011年2月14日是个再好不过的象征时刻。
这一天，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似乎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没有引来过多的欢呼。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称“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侧面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
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对此事“降温”。傲人的GDP数据面前，中国的回答是：不能一切唯GDP，更应重视增长质量。
在这个象征性事件面前，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数字上的超越，也体现出理念的跨越。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两者正是十年中国经济史的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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