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路线是中国唯一出路作者：万沐|来源：投稿|日期：2012-04-25 05: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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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央决定中国问题不用薄熙来方案解决，就用温家宝方案解决吧！不能沿着政治上专制主义、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路线走下去了，这条路线只能让权贵者将中国当作他们家的菜园子。笔者发自内心的认为，温家宝路线才是解决中国目前危机，并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条路线。
我这里讲的“左”派，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即真正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政治群体，而不是名为“左”派，实为专制主义张目，以恢复“文革”为目的的“毛左”派。
平心而论，薄熙来骨子里并非纯正的“毛左”派，只是与“毛左”派相互利用而已，其所以倒台，路线问题还在其次，关键原因在于挟毛的死魂灵，以其左倾路线挑战中共中央权威，在重庆形成意识形态割据局面，并有潜在的军事政变威胁。阴差阳错的是，王立军一怒叛逃美领馆，揭出了海伍德的命案，一个中央无法处置的藩镇割据之势，通过王立军之脚，戏剧化地使其国际化，于是中央偱国际惯例，以刑事案的处理方式，轻松地荡平了重庆的红色割据。一方面避免了中国文革复辟的危局，但另一方面也确实给渴望公平正义、拥薄的基层民众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
我们知道，在中国今天疯涨的GDP背后，实际上带来的是社会的巨大分化。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畸形发展，中国社会成了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据美国波士顿公司统计，当今中国0.4%的人口却占有70%的财富。贫富的巨大差别，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社会堕落等各种严重问题，使中国处于巨大的社会危机之中，所谓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其实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就是进行政治改革，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面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危机，近几年出现了“左”、“右”两种社会思潮和两股政治势力，探索问题的解决道路，“右”派在民间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势力，主张走普世价值的道路，在中央以温家宝为代表；“左”派在民间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派势力和所谓新“左”派，在中央则以薄熙来为代表。
在中国政治上“左”总比“右”安全，刘晓波被世界承认，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却被关进了监狱，许多“右”翼知识分子也与有荣焉；而“左”派的乌有之乡毛派群体则似乎成了正义的化身，将社会不公归罪于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不断为毛泽东、“文革”招魂，这就为薄熙来这个机会主义者以“毛左”主义迎合广大民众、挑战走邓小平路线的弱势中共中央带来了机遇，于是在重庆掀起了一场带有巨大表演性质的以“唱红”、“打黑”、“民生”为主线的“左”派运动，也提出了公平才是硬道理的这样很具吸引力的口号。
尽管现在薄熙来犯有刑事、贪腐等诸种罪恶的嫌疑，其“重庆模式”也有许多虚假、欺骗的成份，薄熙来本人倒了，“重庆模式”也倒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重庆模式”中追求社会公共平正义、强力打击黑恶势力、解决下层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的理念。更不能说薄熙来在重庆致力解决的这些社会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民生”政策其所以得到基层民众的拥护，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唱黄”、政府与社会的黑恶势力猖獗、有毒食品泛滥、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巨大问题，现实的存在才让广大民众久病乱投医，接受了薄熙来的“文革药方”饮鸩止渴的。
我们要看到，“重庆模式”是薄熙来搞的没错，但这种红色割据的机会却是中共中央无意中给与的。如果中国早早启动政治改革，解决了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中国是一个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的社会，薄熙来还会“翻动扶摇羊角”搅起这样的“文革”大浪吗？重庆还会走“文革”的回头路吗？事实上正是目前中国的社会走到了死胡同，而又无其它道路可走，许多普通民众才拥护薄熙来并支持“重庆模式”这条道路的。
现在既然中央决定中国的问题不用薄熙来的方案解决，就总得用温家宝的方案解决吧！反正是不能沿着政治上专制主义、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路线走下去了，因为这条路线、也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让中国的权贵者将中国当作他们家的菜园子，予取予夺。笔者也发自内心的认为，温家宝的路线才是解决中国目前危机，并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条路线。
如果启动温家宝提出的政治改革，即在民主的基础上化解社会危机、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仅可以打垮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势力，也可防止薄熙来这样的政治投机家、乱世枭雄愚弄百姓，以公平正义之名，行专制掠夺、断民生后路而夺大宝之实。温家宝的路线不仅可以打破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可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有效保护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既照顾了发展，也保证了公平正义。我不是认为温家宝本人有什么神秘莫测、点石成金的功能，而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论和民主社会的实践昭示了这一点，远的我们可以看看英、美诸国，近的我们可以看看大中华文化圈内的台湾（中华民国）、日本和韩国等。
再说得明确一点，如果中国走上民主社会的道路，各种社会势力就会以“左”、“中”、“右”的形式出现，作为真正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左”派势力也就自然而然产生、形成并发展了。所以，薄熙来倒了，中国仍应该也必须拥有健康的左派势力，只是这股势力不再是被政治野心家利用的工具。而要保证“左”派势力的健康发展，中国就必须尽快启动温家宝推行的“右倾”（其实一点也不右，很中庸）路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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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29, 2012
Thursday, April 26, 2012
Wednesday, April 25, 2012
温家宝：近十年我们有两件事做得比较出色
温家宝：近十年我们有两件事做得比较出色
当地时间4月24日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斯德哥尔摩与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中新社发张朔摄
中新社斯德哥尔摩4月24日电 (记者
张朔)当地时间24日晚，正在瑞典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斯德哥尔摩下榻饭店，会见中国驻瑞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温家宝说，此行是中国总理28年来首次访问瑞典，访问的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同瑞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明天，他将出席“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论坛”并发表演讲。
“我今天想给各位讲的，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9.9%。我们已经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位，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如果大家想一想百年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就会为中国今天的发展与强大感到扬眉吐气、感到振奋。而之所以取得这样重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温家宝表示，中央及全国人民头脑都是清醒的。在成绩和进步面前，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温家宝强调，我们必须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追求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此外，我们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温家宝继而说道，近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两件事成绩比较大，做得比较出色，那就是：第一，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第二，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已形成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的机遇期，也可能10年、20年。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10年、20年的发展，而是50年、100年，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语气坚定地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富强，才能够赢得尊严。她不仅依靠经济的增长，还依靠社会的进步、国民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是谁也战胜不了的。”
说到这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接着说道，当我们进入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时，充满的是忧患意识，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只有更加虚心学习别国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只有更加发奋努力地工作，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才能有国家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在国外工作的海外华侨华人，都一心想着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振兴，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振兴，是一个惠及所有老百姓的振兴，是一个为子孙后代着想并为他们创造条件的振兴。”
温家宝说，“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得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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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19, 2012
《联合早报》：中共倒薄手法笨拙
《联合早报》：中共倒薄手法笨拙作者：裴敏欣|来源：文摘|日期：2012-04-19 02: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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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笨拙方式，显示它没有能力应对互联网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政治危机。党内的斗争显然可能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迟疑不决和手法笨拙的背后原因，但共产党起初尝试掩盖事件的严重性，则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在担任尼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期间，对“政治妄想症”有了认识的基辛格，曾说即使是个有妄想症的人，也会有真正的敌人。这个永远将被人们记得是帮助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人的深刻见解，并不局限于了解是否应该原谅一个人的不理性行为；正如围绕薄熙来倒台的丑闻显示，它也同样可以解释政权的不理性行为。
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接近8000万名党员），加上拥有核武器的军队及无与伦比的内部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面对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它还是不能容忍和平异议，并对信息革命有莫名的恐惧。
按薄熙来事件至今所暴露的隐晦细节来看，包括他的太太被指谋杀一名英国商人，共产党看来似乎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恐惧。至少，它对权力的控制远没有外表看来那么牢固。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已成了以往被视为有效、具灵活性和韧力的政权核心，出现系统性腐败及运作失调的象征。
当然，中国高官的贪污丑闻很普遍。政治局的两名成员已因为接受贿赂和道德败坏而入狱。但薄熙来丑闻和一般贪婪和纵情声色案件不同的是，它凸显了中国执政党成员完全目无法纪的行为。根据媒体报道，薄熙来一家人不但累积了巨额财富，还涉及谋杀一个充当他们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外国人。
薄熙来在掌权时，因为在重庆打击罪犯和恢复社会秩序而备受赞扬。然而，他和他的心腹在打黑行动时非法扣留、拷打及禁锢许多无辜的生意人的非法行为，现在却被曝光。在公开表示爱国的同时，其他共产党精英却把非法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并把子女送到顶尖的西方学校和大学。
薄熙来事件也暴露了执政党脆弱性的另一原因：党内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和不和。个人的不法行为或性格上的缺点，不是导致薄熙来倒台的原因。他是在同受他的野心和冷酷威胁的对手斗争时落败了。
在今年这个权力过渡时期，党内的明争暗斗和薄熙来不光彩的下台所公开暴露的裂痕，肯定会严重地损害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互信。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和其他地方独裁政权失败的经验显示，一个不团结的专制政体是不会长久的。它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
此外，共产党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笨拙方式，显示它没有能力应对互联网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政治危机。党内的斗争显然可能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迟疑不决和手法笨拙的背后原因，但共产党起初尝试掩盖事件的严重性，则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当薄熙来的下属公安局长王立军，相当公开地在离重庆不远的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时，共产党还以为可以掩饰薄熙来的丑闻。中国官员用可以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感到脸红的话说：王立军因“工作过劳”，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事实上，他正受到秘密警察的盘问。
让共产党领导人丢脸和因为操心而睡不着觉的，是众所周知的“长城防火墙”在事件中没有发挥功能。审查互联网和手机简讯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中国人民——这在历史上是头一遭——得以几乎在即时的情况下，紧跟党内最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的发展，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
幸运的是，公众对像薄熙来这样的领导人的目无法纪和贪污的愤怒，是发泄在网络而不是街头上。但另一次政治危机爆发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肯定，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看来表现一直很杰出的政权，会这么害怕自己的人民。
我们很难知道，有真正敌人的妄想症是不是比较容易处理。然而，对统治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中国政府来说，妄想症本身已成了问题。要克服它不仅要改变思维模式，也要完全改变整个政治体制。
本文选自《联合早报》，原题《中国政治的妄想症》，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4-19/58710077-all.htm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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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笨拙方式，显示它没有能力应对互联网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政治危机。党内的斗争显然可能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迟疑不决和手法笨拙的背后原因，但共产党起初尝试掩盖事件的严重性，则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在担任尼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期间，对“政治妄想症”有了认识的基辛格，曾说即使是个有妄想症的人，也会有真正的敌人。这个永远将被人们记得是帮助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人的深刻见解，并不局限于了解是否应该原谅一个人的不理性行为；正如围绕薄熙来倒台的丑闻显示，它也同样可以解释政权的不理性行为。
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接近8000万名党员），加上拥有核武器的军队及无与伦比的内部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面对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它还是不能容忍和平异议，并对信息革命有莫名的恐惧。
按薄熙来事件至今所暴露的隐晦细节来看，包括他的太太被指谋杀一名英国商人，共产党看来似乎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恐惧。至少，它对权力的控制远没有外表看来那么牢固。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已成了以往被视为有效、具灵活性和韧力的政权核心，出现系统性腐败及运作失调的象征。
当然，中国高官的贪污丑闻很普遍。政治局的两名成员已因为接受贿赂和道德败坏而入狱。但薄熙来丑闻和一般贪婪和纵情声色案件不同的是，它凸显了中国执政党成员完全目无法纪的行为。根据媒体报道，薄熙来一家人不但累积了巨额财富，还涉及谋杀一个充当他们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外国人。
薄熙来在掌权时，因为在重庆打击罪犯和恢复社会秩序而备受赞扬。然而，他和他的心腹在打黑行动时非法扣留、拷打及禁锢许多无辜的生意人的非法行为，现在却被曝光。在公开表示爱国的同时，其他共产党精英却把非法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并把子女送到顶尖的西方学校和大学。
薄熙来事件也暴露了执政党脆弱性的另一原因：党内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和不和。个人的不法行为或性格上的缺点，不是导致薄熙来倒台的原因。他是在同受他的野心和冷酷威胁的对手斗争时落败了。
在今年这个权力过渡时期，党内的明争暗斗和薄熙来不光彩的下台所公开暴露的裂痕，肯定会严重地损害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互信。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和其他地方独裁政权失败的经验显示，一个不团结的专制政体是不会长久的。它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
此外，共产党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笨拙方式，显示它没有能力应对互联网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政治危机。党内的斗争显然可能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迟疑不决和手法笨拙的背后原因，但共产党起初尝试掩盖事件的严重性，则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当薄熙来的下属公安局长王立军，相当公开地在离重庆不远的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时，共产党还以为可以掩饰薄熙来的丑闻。中国官员用可以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感到脸红的话说：王立军因“工作过劳”，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事实上，他正受到秘密警察的盘问。
让共产党领导人丢脸和因为操心而睡不着觉的，是众所周知的“长城防火墙”在事件中没有发挥功能。审查互联网和手机简讯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中国人民——这在历史上是头一遭——得以几乎在即时的情况下，紧跟党内最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的发展，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
幸运的是，公众对像薄熙来这样的领导人的目无法纪和贪污的愤怒，是发泄在网络而不是街头上。但另一次政治危机爆发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肯定，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看来表现一直很杰出的政权，会这么害怕自己的人民。
我们很难知道，有真正敌人的妄想症是不是比较容易处理。然而，对统治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中国政府来说，妄想症本身已成了问题。要克服它不仅要改变思维模式，也要完全改变整个政治体制。
本文选自《联合早报》，原题《中国政治的妄想症》，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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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16, 2012
美国的远东战略“防御圈”
美国的远东战略“防御圈”
——关于美国对朝鲜外交政策的若干分析
——关于美国对朝鲜外交政策的若干分析
[3256] (2012-03-21)
电悉，朝鲜近日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通报了其自主研发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三号”发射计划，预计将于四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间的某日上午七点至十二点间发射卫星，并将邀请在空间科学和技术领域经验丰富的外国专家和记者观摩。尽管在朝鲜方面看来，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政策开发及使用本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工作卫星是符合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成功将卫星送上轨道，也无疑意味着朝鲜将向拥有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的技术迈进，理论上可以将火箭改装为武器，在洲际范围内实施打击——当然，这一条件的前提是朝鲜必须顺利研发出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甚至将射程直接覆盖至美国本土，而这在美国方面看来是极其危险的直接威胁。
自二○○九年以来，美国的官员和鼓动家们频繁进行针对朝鲜的美韩联合军演和同朝鲜进行直接对话，这并不是偶然。由于朝鲜这一战线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具有战略性的决定意义和国际格局的催化性质，这就要求美国必须促使朝鲜接受有利于华盛顿的政治安排——评估一个战略要害国家是否脆弱或具有易于被诱惑和接管的可能性，以及它们是否坚定地依附于一个国家或在一个体系中有固定的位置，都是极为重要的。朝鲜毋庸置疑具有军事意义和地缘战略上的政治价值，是能够极大地扩大美国太平洋战略成功远景的要害国家，美国在朝鲜战术上的成功将可以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这一战略要点在于：朝鲜是否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任人争夺”的国家。
美国远东地区的战略防御圈能够十分明确地概括为对内陆大国的包围和扩大政治影响力，最显著的是，美国在海外的常规军事力量主要分布在欧洲、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要部署在德国和日本（驻韩国兵力未公布）。同时，美国的海外海上兵力主要集中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其次才是北非、近东和南亚地区。这意味着除了继续保持对欧洲的共同战略安全外，在远东地区排除一切强大的外部势力，并使其他国家屈服于自己的政治意志，是美国在太平洋战略上的首要政治目标，并且这种帝国意识的表露已经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事实上的海洋性国家很难找到一条通向世界的内陆通道，因此不得不打开另一条通向世界的开放通道——即美国意识形态的辐射影响。例如战后的美国在自己的一侧——太平洋地区的日本群岛获得了直接军事的立足点，从而在实际上打开了它进入太平洋地区的真正通道。在一九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艰难地守住了朝鲜半岛以南部分（南韩），从而实现了地缘政治更广泛辐射影响的战略性扩张，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至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军事上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支持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统一台湾的任务复杂化。
由于美国不会允许一个干扰华盛顿太平洋战略的相应威胁国家的存在（对于朝鲜声称拥有核武器，美国情报部的评估一向认为这一声称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军备控制的可能性评估为华盛顿提供了这样一种思考：可以假手“六方会谈”、“美朝核会谈”和动员国际舆论反对朝鲜的铀浓缩计划（Uranium Enrichment Program, UEP），设法影响朝鲜的战略思想，甚至可以通过“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北韩”了解朝鲜内部有关战略问题和军事技术革新问题的发展情况。这意味着，美国关于朝鲜问题如何进行长远战略意义上的抉择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讨论，最终可能形成如下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无论出于历史原因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由于朝鲜所具有的直接的地缘特性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朝鲜核问题往往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带有辩证哲学意味的国家政治意志的较量：既将朝鲜看作是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和不接触战争的主要前哨阵地；又尽可能地促使朝鲜同中国的关系出现裂痕或发生根本变化，从而把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线由三八线以南推进至中国东北，使整个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朝着向美国太平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方向发展，正如一九五六年波兰之于前苏联。
显然，朝鲜的政治倾向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平衡都至关重要，朝鲜军备力量的迅速发展不能不使美国感到严重的不安（前国防部长盖茨称朝鲜正在开发的洲际导弹在五年内将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并且朝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宣布四大军事路线，即“全民武装化”、“全军干部化”、“全国要塞化”和“军事现代化”，并一直贯彻至今），潜在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备控制力量造成威胁，而中国海空军力量的壮大很有可能使美国太平洋战略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发生逆转。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一个倾向中国的朝鲜政权从而成为美国在实现重返太平洋战略的重大障碍，和在换取何种程度的控制和影响朝鲜中做出暂时的妥协。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个形式上仍是中国社会主义同盟国成员、但却采取“独立”立场的朝鲜，那将削弱中朝的团结。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美国既要使朝鲜和韩国之间保持一定的紧张关系，使其保护了这样一种关系——即保障那些被美国“保护”的国家不脱离自己的军事控制（例如二○一○年三月天安舰事件和十一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又要利用朝鲜对其在美国统治下的韩国所具有的固有关系作诱饵，使美国得以直接与朝鲜建立一种特殊的“外交关系”——前苏联正是通过对东德的影响增加了自身在西德的重要性，并使之成为最重要的西方经济伙伴。并且，在华盛顿的战略决策者看来，朝鲜核问题很可能成为中朝两国从根本上出现分歧的催化剂，正如一九五八年国共在金门马祖的对抗，促使中国在美国威胁要进行军事反击的情况下，强烈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包括向中国提供核力量），但均被予以拒绝，最终导致了中美在一九七二年的接近和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合作，使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战线地位得到了改善。
第二个方案
在双方都拥有潜在的大规模毁灭能力的背景下（如果朝鲜方面敢于使用核武器的话，仅核污染就会直接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区前沿部署地区的六万○二百卅九名驻军造成严重后果，包括二千七百十七名陆军、二万○五百九十七名海军、二万二千○卅六名海军陆战队和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九名空军），就要求在政治上的谨慎，并以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其他优势实现计划或谈判目标——针对对手计划意图和致命弱点的敏锐洞察力。因此，作为美国的另一个答案很可能是：将朝鲜视为一个拥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从而在经济和政治上促使朝鲜走入美国式的轨道。尽管这一目标在现在看来是一厢情愿的假定，但并非不可实现。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承认朝鲜有核国家地位（见之于朝鲜已经成功进行了核试验，显示其已经具备了核大国的实力），同朝鲜通过经济制裁的解除，甚至包括对朝鲜提供粮食和经济援助来改善双边关系，并将其视为真正推动美国重返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契机。那么通过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建议朝鲜内部发生自由经济或民主政治上的变革，其真正意义无异于让朝鲜无条件地向美国保证：美国可以谋求太平洋战略的实现，而不必担心会引起平壤方面的麻烦。
王懿麟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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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3, 2012
美国前国务卿：反对插手南海争端帮菲律宾
美国前国务卿：反对插手南海争端帮菲律宾
大中小2012-04-12 14:32:02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曾任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财政部长和美国国务卿的贝克三世（James Addison Baker III）4月12日在亚洲协会得克萨斯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举办的活动上谈论了美中关系等热点议题。就南海争端，这位资深政客反对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认为这不关美国的事。
贝克12日表示，只要一个国家是中国的朋友，中国就会把它当朋友，中国总是记得自己的朋友。比如，他1977年陪同老布什等访华时，当时担任翻译官的恰好就是现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他表示，过去25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世所罕见，无与伦比，是历史性的。
现年82岁的贝克1989年1月担任国务卿至1992年。他曾于1975年至2003年间多次访华，曾在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期间到访了拉萨，参观了当地的历史博物馆。贝克12日称，拉萨历史博物馆讲述的大多是西藏的历史，凸显的是中共对西藏享有的主权。
（198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
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3年，贝克曾访华会晤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被视为是华府在六四事件后努力使得两国走向和解的举动。当时贝克访华主要是敦促中方改善人权，并努力防止核武扩散。2003年，他作为时任总统小布什特使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见。
多年来，贝克一直相信，中美关系存在风险，但不会走向对抗，因为彼此间利益关系最重要。他反对“中国威胁论”，认为支持中国威胁论的人将非常危险，因为这些人完全低估了美中两国在广泛领域存在的共同利益。
就美中关系，贝克12日表示，两国享有很多利益，在贸易、防止核武扩散和确保地区安全等领域都需要开展合作。两国不会、也不应该对抗，因为两国彼此利益相关，只有开展合作和处理好分歧。他认为，虽然美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是却有着诸多共同利益。
不过，他指出，台湾、西藏和人权仍将是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美国也不会做出原则性的妥协。
贝克表示，中国自身也面临许多问题，作为一个专制政府，中共面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也存在金融体制性问题等等。
就南海争端，贝克认为，左右南海争端胜负不是美国该干的事（It's not the US job to decide the outcome)。
他认为，美国人民厌倦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也担负不起插手南海。如果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不应该有任何动作（do nothing）。
贝克不支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指出，中国不应该操纵汇率，汇率的自由浮动和增值符合中国利益，而且这也正在发生。
贝克认可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说法，称中国崛起未必就是美国衰退。中国发展符合美国利益，不必担心中国军力建设，不用害怕中国军事威胁。但是，他支持美国以第7舰队确保亚太地区稳定，以避免任何霸权举动。
如果自己在过去5年担任国务卿，贝克称，自己的外交政策绝对不会是为了零和游戏。和上世纪担任国务卿相比，现在不再应对的是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而是一个多极世界。而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具有“进步性”，比如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作为。
但贝克表示，无论如何，不变的是美国同（亚太等地区）盟友的关系。美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各地投射影响力的国家，无论力主IMF，还是主导NATO，亦或是其他国际组织，美国同盟友的关系将继续下去。
贝克还提到金砖五国称，中国也不是仅有的崛起中大国，印度同样也在崛起，同中国也闹矛盾。而美国同印度也在发展关系。而且，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发展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们都接受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对于朝鲜发射卫星，贝克表示，如果朝鲜此次真的发射成功，将令奥巴马政府难堪。中国作为朝鲜仅有的盟友，对朝鲜提供经济支援，确实对朝具有影响力，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共接下来究竟怎么做。当然，美国也完全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应对。
(皇金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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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曾任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财政部长和美国国务卿的贝克三世（James Addison Baker III）4月12日在亚洲协会得克萨斯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举办的活动上谈论了美中关系等热点议题。就南海争端，这位资深政客反对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认为这不关美国的事。
贝克12日表示，只要一个国家是中国的朋友，中国就会把它当朋友，中国总是记得自己的朋友。比如，他1977年陪同老布什等访华时，当时担任翻译官的恰好就是现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他表示，过去25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世所罕见，无与伦比，是历史性的。
现年82岁的贝克1989年1月担任国务卿至1992年。他曾于1975年至2003年间多次访华，曾在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期间到访了拉萨，参观了当地的历史博物馆。贝克12日称，拉萨历史博物馆讲述的大多是西藏的历史，凸显的是中共对西藏享有的主权。
（198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
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3年，贝克曾访华会晤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被视为是华府在六四事件后努力使得两国走向和解的举动。当时贝克访华主要是敦促中方改善人权，并努力防止核武扩散。2003年，他作为时任总统小布什特使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见。
多年来，贝克一直相信，中美关系存在风险，但不会走向对抗，因为彼此间利益关系最重要。他反对“中国威胁论”，认为支持中国威胁论的人将非常危险，因为这些人完全低估了美中两国在广泛领域存在的共同利益。
就美中关系，贝克12日表示，两国享有很多利益，在贸易、防止核武扩散和确保地区安全等领域都需要开展合作。两国不会、也不应该对抗，因为两国彼此利益相关，只有开展合作和处理好分歧。他认为，虽然美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是却有着诸多共同利益。
不过，他指出，台湾、西藏和人权仍将是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美国也不会做出原则性的妥协。
贝克表示，中国自身也面临许多问题，作为一个专制政府，中共面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也存在金融体制性问题等等。
就南海争端，贝克认为，左右南海争端胜负不是美国该干的事（It's not the US job to decide the outcome)。
他认为，美国人民厌倦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也担负不起插手南海。如果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不应该有任何动作（do nothing）。
贝克不支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指出，中国不应该操纵汇率，汇率的自由浮动和增值符合中国利益，而且这也正在发生。
贝克认可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说法，称中国崛起未必就是美国衰退。中国发展符合美国利益，不必担心中国军力建设，不用害怕中国军事威胁。但是，他支持美国以第7舰队确保亚太地区稳定，以避免任何霸权举动。
如果自己在过去5年担任国务卿，贝克称，自己的外交政策绝对不会是为了零和游戏。和上世纪担任国务卿相比，现在不再应对的是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而是一个多极世界。而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具有“进步性”，比如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作为。
但贝克表示，无论如何，不变的是美国同（亚太等地区）盟友的关系。美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各地投射影响力的国家，无论力主IMF，还是主导NATO，亦或是其他国际组织，美国同盟友的关系将继续下去。
贝克还提到金砖五国称，中国也不是仅有的崛起中大国，印度同样也在崛起，同中国也闹矛盾。而美国同印度也在发展关系。而且，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发展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们都接受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对于朝鲜发射卫星，贝克表示，如果朝鲜此次真的发射成功，将令奥巴马政府难堪。中国作为朝鲜仅有的盟友，对朝鲜提供经济支援，确实对朝具有影响力，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共接下来究竟怎么做。当然，美国也完全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应对。
(皇金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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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9, 2012
“文革”重演决非危言耸听
“文革”重演决非危言耸听作者：陈子明
来源：投稿
日期：2012-03-23 23: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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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事件引发对“文革”悲剧的再讨论和思考，中国学者陈子明认为，不可忽视毛派理论对于民众尤其是青年不满心理的利用和诱惑，以至忽视“平西王”与“乌有之乡”的政治结盟。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二十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
薄熙来在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情况不同了，连温家宝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1980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新现象。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笔者近来经常参加这一代人的追悼会，譬如说去年底离开我们的四五运动中的著名“小平头”刘迪。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上面所说的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
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分化的不满，比1966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薄熙来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五个重庆”，同样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在三十年来都没有认真清理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那一套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弹”。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帮他支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余世存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笔者在两年前则发表了《警惕“经典法西斯”》一文。文中写道：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毛派理论对于群众尤其是青年不满心理的利用和诱惑，忽视“平西王”与“乌有之乡”的政治结盟。
本文作者陈子明，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更多相关热点话题请见：
盛洪：“重庆模式”就是文革复辟！
反思重庆模式 彻底批判文革
茅于轼：半数中国人还在文革状态
免责声明：本版所刊文章中的立场、观点、资料等，均由作者自负文责，与多维新闻网无涉。多维新闻网对文章内容所引致的任何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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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03-23 23: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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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事件引发对“文革”悲剧的再讨论和思考，中国学者陈子明认为，不可忽视毛派理论对于民众尤其是青年不满心理的利用和诱惑，以至忽视“平西王”与“乌有之乡”的政治结盟。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二十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
薄熙来在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情况不同了，连温家宝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1980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新现象。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笔者近来经常参加这一代人的追悼会，譬如说去年底离开我们的四五运动中的著名“小平头”刘迪。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上面所说的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
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分化的不满，比1966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薄熙来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五个重庆”，同样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在三十年来都没有认真清理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那一套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弹”。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帮他支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余世存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笔者在两年前则发表了《警惕“经典法西斯”》一文。文中写道：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毛派理论对于群众尤其是青年不满心理的利用和诱惑，忽视“平西王”与“乌有之乡”的政治结盟。
本文作者陈子明，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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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重庆模式”就是文革复辟！
反思重庆模式 彻底批判文革
茅于轼：半数中国人还在文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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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6, 2012
胡温政治嘱托！
胡温政治嘱托！作者：财新观察
来源：文摘
日期：2012-04-05 04: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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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值此新的领导集体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温家宝这番峻急而恳切的讲话，不仅表明本届政府尚在为未竞的政治使命负轭前行，也可以视作本届政府的一项政治嘱托。
今年3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在加快改革的吁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在中国改革的临界点上，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讲话，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共鸣。
认识到腐败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几代领导人，对腐败危害的认识是一致的。习近平副主席近日提出“坚决把已经丧失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进一步显示，在这一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反腐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已连续召开过十次廉政工作会议。对于腐败危险性和反腐败的迫切性的认识逐年深化。自2010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多次发出腐败将导致“人亡政息”的告诫。2010年“两会”前夕，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说：“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表达过与今年廉政工作会议上类似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2011年，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奢靡浪费和形式主义也是一种腐败行为，同样“能导致人亡政息”。
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及“人亡政息”，源自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共建政之前倡言民主，无疑是顺应现代政治文明潮流的正确论断;在6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防止堕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陷阱的根本保证。
腐败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集中而又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反腐败，从根本上说，就是制约权力和有效地监督权力。实现这一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推进民主，完善法治。这已不是“让不让”的问题，而是中共的郑重承诺，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
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上至成克杰、陈良宇，下至普通公务员，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污吏为数甚巨。然而，腐败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每一起群体性事件背后，几乎都能发现腐败分子的掠夺之手。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寻求突破困局之策。
胡锦涛总书记年初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提出要求，“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长效机制。”但是，应该承认，迄今的反腐败措施，更多是就事论事，对于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还有所不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固然精神可嘉，但是，如果不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体制温床，反腐败形势只会日益严峻。
温家宝总理此次宣布的廉政工作六项重点，大多与如何制约党政机关的权力有关。其中，针对社会呼声比较高的“官员财产公示”，提出要“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虽然距离“向社会公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迈进了一步。回顾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我们不得不说，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由此可以看出，要真正做到“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绝不会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它一定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
战胜这种抵制，只能依靠建立在人民觉醒和支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需仔细规划。可以采取渐进而有力的措施，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党政权力，落实“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承诺，启动民主化改革进程。毋庸讳言，这一过程将是复杂的和充满风险的，一些人视之为畏途。但是，30余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变化，为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
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中共十八大将在今秋召开。值此新的领导集体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温总理这番峻急而恳切的讲话，不仅表明本届政府尚在为未竞的政治使命负轭前行，也可以视作本届政府的一项政治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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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温家宝挑战中共领导？
改革斗士温家宝！
胡温政绩与习近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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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04-05 04: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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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值此新的领导集体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温家宝这番峻急而恳切的讲话，不仅表明本届政府尚在为未竞的政治使命负轭前行，也可以视作本届政府的一项政治嘱托。
今年3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在加快改革的吁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在中国改革的临界点上，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讲话，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共鸣。
认识到腐败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几代领导人，对腐败危害的认识是一致的。习近平副主席近日提出“坚决把已经丧失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进一步显示，在这一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反腐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已连续召开过十次廉政工作会议。对于腐败危险性和反腐败的迫切性的认识逐年深化。自2010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多次发出腐败将导致“人亡政息”的告诫。2010年“两会”前夕，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说：“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表达过与今年廉政工作会议上类似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2011年，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奢靡浪费和形式主义也是一种腐败行为，同样“能导致人亡政息”。
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及“人亡政息”，源自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共建政之前倡言民主，无疑是顺应现代政治文明潮流的正确论断;在6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防止堕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陷阱的根本保证。
腐败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集中而又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反腐败，从根本上说，就是制约权力和有效地监督权力。实现这一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推进民主，完善法治。这已不是“让不让”的问题，而是中共的郑重承诺，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
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上至成克杰、陈良宇，下至普通公务员，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污吏为数甚巨。然而，腐败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每一起群体性事件背后，几乎都能发现腐败分子的掠夺之手。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寻求突破困局之策。
胡锦涛总书记年初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提出要求，“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长效机制。”但是，应该承认，迄今的反腐败措施，更多是就事论事，对于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还有所不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固然精神可嘉，但是，如果不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体制温床，反腐败形势只会日益严峻。
温家宝总理此次宣布的廉政工作六项重点，大多与如何制约党政机关的权力有关。其中，针对社会呼声比较高的“官员财产公示”，提出要“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虽然距离“向社会公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迈进了一步。回顾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我们不得不说，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由此可以看出，要真正做到“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绝不会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它一定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
战胜这种抵制，只能依靠建立在人民觉醒和支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需仔细规划。可以采取渐进而有力的措施，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党政权力，落实“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承诺，启动民主化改革进程。毋庸讳言，这一过程将是复杂的和充满风险的，一些人视之为畏途。但是，30余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变化，为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
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中共十八大将在今秋召开。值此新的领导集体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温总理这番峻急而恳切的讲话，不仅表明本届政府尚在为未竞的政治使命负轭前行，也可以视作本届政府的一项政治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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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温家宝挑战中共领导？
改革斗士温家宝！
胡温政绩与习近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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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4, 2012
越南何来“不放人就开战”的底气？
“不放人就开战”的底气和“Fund 151”的秘密
大中小2012-04-03 21:05:59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连中国海南省东部海域也被划在了越南油气开采区内，针对日前因涉嫌非法捕捞而被华扣留的21名越南籍船员及两艘渔船，越国内喊出“不放人就开战”的口号；菲律宾正在非法侵占的南沙第二大岛中业岛上修码头，而其近来大肆军购的资金全赖一个名为“Fund 151”的秘密账户，该账户竟全部由其盗采南海油气的项目支撑；越菲等国之所以如此强势，阴影中有美国伸进南海的黑手在作怪。
越南：闷声占岛礁 高调反华
3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确认了扣押21名越南渔民和两艘渔船的事实，称相关越南渔船渔民在西沙海域的捕捞活动侵犯了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有关部门对进入西沙群岛内水非法作业的21名越南渔民进行了查扣。
有专家表示，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侵犯了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越南渔船渔民实施查处是正当执法行为。越南方面要做的，应该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本国渔民的教育和管理，停止非法侵渔活动。
越南在南沙建立的哨所
越南宣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并要中国方面“停止侵犯”。据法新社3月22日报道称，越南农业部长还提议要组建一支“渔业监测部队”，监管南海和其他海域的渔船。
上图是越南在南海的主权要求，越南当局竟将其主张的范围都划成了油气开采区块。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管辖权，越南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提出了对西沙群岛的所谓“主权”要求。越南为何要不顾历史事实，频频在西沙群岛制造事端呢？
有评论认为，这其实是越南在尝到侵占南沙岛屿的“甜头”后，希望在南海霸占更多的资源。首先，越南渔民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捕鱼只是一个试探动作而已，紧随而来的可能是越南方面将触角伸向西沙群岛。其实就是公然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宣示”。
其次，在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太平洋转移，并频频插手南海事务之后，越南对“大树底下好乘凉”深有体会。美国动员自己的亚洲盟友对中国实施“围堵”，日本和印度也逐步将触角伸进南海地区。借此机会，越南要把西沙群岛“制造”成有主权争议的地区，有美国、日本、印度的撑腰和搅局，越南就有可能在南海分得更大的“蛋糕”。
越南近期不断在西沙群岛海域制造话题的同时，还对外表现出一副被中国“欺负”的姿态，意图寻求国际支持。据外媒报道，在中国明确表明立场后，越南一些媒体愤怒难当，扬言要在南海开战；称越南应购买更多武器抵抗中国。
菲律宾：“秘密账户”支付全部军购！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3月21日报道，菲律宾政府计划在南沙群岛的中业岛(菲律宾称派格阿萨岛)上修建简易码头，以方便货运船只停靠和卸货，工程计划在年内完成。
被菲律宾侵占的南沙中业岛，是南沙群岛第二大岛，该岛建有机场，并且驻军最多。菲律宾在中业岛上驻有一支由50名官兵组成的特种部队，安了两门40毫米的防空火炮，修建了12幢可以随时住人的营房，外加接受准军事化训练的300岛民。
中业岛位于南沙群岛，菲律宾当局将中业岛划归“卡拉延市”管理。“卡拉延市”市长欧亨尼奥表示，修建简易码头目的仅是为岛上生活的人提供生活便利，不会引发“任何外交紧张”。
除了在南海侵占的中国岛屿上修建设施之外，菲律宾还在加快建设自己的海上力量。近日，日本决定向菲律宾提供大型巡逻船，以提高菲律宾的海上保安能力。据日经中文网3月22日透露，日本最早在今年内向菲律宾提供包括1,000吨级大型巡逻船在内的多艘船舶，协助在南海与中国发生主权争执的菲律宾提高海上保安能力。
根据日媒消息，菲律宾总共要求获得12艘巡逻船，其中2艘为100米长的大型巡视船(1,000吨级)，另外10艘为40米长的小型巡逻艇(180吨级)。由日本政府对有关巡逻船艇计划提供数百亿日元规模的贷款，此外还将无偿资助菲律宾约10亿日元。
菲律宾能源部长阿尔门德拉斯于2月底向投资者做出保证称，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部的2个油气区块属于菲律宾的领土，外资可以在南海水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据了解，这2个油气区块是菲律宾能源部去年6月启动的第四轮能源承包项目中允许外资勘探油气资源的15个区块中的2个区块。
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提供的图表，15个区块的总面积约有10万平方公里。由于第三、第四区块属于中国范围内，中国去年曾就此向菲方提出严正抗议。
菲律宾近来加紧盗采南海石油，根据菲律宾能源部的规划，菲石油天然气开采要在未来20年增加40%；而南海油气产值已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24%。
美国曾称，“南海是世界油气资源富集地区之一，是第二个波斯湾”。现在，几乎所有西方大石油公司均涉足其中，在南海建立的油气井超过千口。而中国的勘探与开采仅在北部湾和珠江出海口的浅海，迄今在资源最密集的南沙海域没一口井。
图为马来西亚在南沙海域非法建设的石油平台
菲律宾购买新武器的所有资金竟然都来自石油开采的秘密账户。
据《亚洲时报》透露，南沙群岛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马拉帕亚天然气田就是在1992年首次被发现。菲律宾能源部在政府总账户中为马拉帕亚项目收入设置了名为“Fund 151”的特殊账户。菲预算部长罗伦西奥•阿巴德称，“所有天然气井保护开支均从Fund 151账户内扣除。它将为构建菲律宾武装部队国土防御行动所必需的能力提供资金。”
“格雷戈里奥•德尔皮纳尔”是菲律宾最大、最先进的军舰，由美国“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改装而成。首次巡航即抵达巴拉望岛，并进入南海九段线内侧水域进行所谓“巡航”，防御“西菲律宾海”。
菲律宾政府去年从该账户划出49亿比索，用于购买现代化武器。其中，启动了约4.23亿比索的资金，通过美国对外军售计划从美国购买了一艘退役的“汉密尔顿”级巡防舰。尽管“汉密尔顿”号的海面搜索雷达与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在交付给菲律宾之前被移除，但为在南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该舰已经过改装并重新装备了武器系统。在此之后，菲律宾还将购买两艘“汉密尔顿”级巡防舰。
美国是南海乱局幕后推手
南海周边国家之所以能够“大干快上”盗采油气，幕后推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那些参与南海油田项目竞标者中不难发现，这些石油开采公司绝大多数都来自美欧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先进的开采技术和设备，越菲等国利用南海主权争议与这些石油巨头一同捞取南海资源带来的财富。
图为马来西亚侵占的南沙群岛弹丸礁。
对于外部势力插手南海，中国也曾高调回应。《美国之音》3月26日发文称，中国警告他国不要卷入南海争端，文章警告印度不要参与南中国海越南所提供区域的石油开采，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个区域是争议区，我们并不认为那样做(开发石油)对印度有好处。”中国外交部负责印度事务的亚洲司副司长孙卫东语气十分强硬。
近期，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2012：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认为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实质上是中美海权的较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中国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
有评论指出，美国驻军澳大利亚的动机显眼，就是为了“看守”南海和印度洋。而增加驻澳北部的部队、战机和军舰数量，以及近期将在澳靠近南海的离岛部署侦查、反潜飞机的举措，更是遏制中国的明证。
面对外部的种种挑战，中国并没有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示弱。中国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日前发布通报说，海监南海总队派出的海上编队近日完成今年在南海的定期维权巡航执法第三航次任务。
有专家称，对南海和东海有争议水域的定期巡航将使中国渔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并强化北京的控制。“这意味着北京已改变以往被动防守的政策，转而采取主动行动捍卫自身的海上利益。”最新迹象显示，中国近日频频展示维护海域主权的决心，在外交上积极示强，试图向国内发出的捍卫海域主权的呼声作出回应。
(安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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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22)2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6:40:54
一旦打起来胜负先不说，关键是影响到石油供应，一年一亿吨啊！断了石油经济会垮掉，失业问题怎么办？现在就维稳，到那时就乱了。暂时忍一下吧，等有老美那样的实力再说吧，沉住气。
2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3:03:15
打倒中国共产党！
20#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57:37
中南海的褒褒诸公,个个腰缠万贯,要打仗个个摇头,要对外和谐,对P民高压控制个个点头,从朝鲜到缅甸,八面楚歌.
19#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47:50
人民共和国，却没有军队，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卫军。 我11名船员被杀，政府没有表态；利比亚丢掉400亿，政府不敢讲话；韩国海警先打人，政府没有力争；… …。美国说：出去了有人欺负你，招呼一声，咱修理他！ 中国说：出去了老实点，听人家话，少给老子惹麻烦！
18#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47:06
中共对国土并不很有兴趣。如中共在上世纪20-40年代引西方共产乌托帮之祸入华， 不惜搞武装叛乱据占了祖国大陆， 分裂国土。其后，中共又于1957年将白龙尾岛管辖权交给越南，划归越南领土（该岛位于北部湾正中，距离海南岛、越南海防均为120公里，谁占领了该岛，就意味着掌控了北部湾的大部份海空域，因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该岛同越南之间又是盛产鱼鲜的海域）。再次，在上世纪60年代，北韩提出要求中国让出一些领土给朝鲜，中共大笔一挥，也就划归朝鲜了（1962年，周恩来同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长白山连带天池约五分之三的面积划归了朝鲜，包括鸭绿江江心岛在内的61个沙洲、岛屿中的48个也划归了朝鲜。如果读者对照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地图，就可以发现中国东北的边界线已经有所变动了）。近年，可中共权贵集团为一己之私，弄至官场腐败，民怨日烈。 心虚之致，竟试图借美国人之力巩固权势。摊出谈判底牌, 公然声明其执政地位高于领土完整。可见，中共虽然对国民很凶，对外只是会叫叫而已。而且，中共已明示，只要美国不威胁它在中国之执政地位， 其它都好商量。这些，5毛畜牲不懂，但包括日本仔在内全世界的人都知到。愚民日报在自淫让5毛感兴奋。
17#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44:50
H+W哪,叫老百姓说啥好呢!骑着脖子拉屎都能忍呢,还不动声色呢? 该不是军队也管出啥问题了吧? 对付有刀有枪的还行吗? 这才是他们该做的.别整天帮你维稳,不务正业.
16#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1:22:04
越南人知道中国的精英都和吴建民一样的，都被阉割了。
1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0:55:17
南海的石油再多，已只会好了贪官污吏。老百姓一分钱也拿不到。所以对老百姓，还是别打。
1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0:51:10
都去捞钱了，谁会管南海的事。 国中无才相，军中无才将，学中无才学，连盗偷都无高科技盗偷，从上到下都烂掉了。
1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0:43:44
共军必败，越军必胜。将共军赶入南海喝凉水，打入南海喂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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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闷声占岛礁 高调反华
3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确认了扣押21名越南渔民和两艘渔船的事实，称相关越南渔船渔民在西沙海域的捕捞活动侵犯了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有关部门对进入西沙群岛内水非法作业的21名越南渔民进行了查扣。
有专家表示，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侵犯了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越南渔船渔民实施查处是正当执法行为。越南方面要做的，应该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本国渔民的教育和管理，停止非法侵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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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越南在南海的主权要求，越南当局竟将其主张的范围都划成了油气开采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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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认为，这其实是越南在尝到侵占南沙岛屿的“甜头”后，希望在南海霸占更多的资源。首先，越南渔民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捕鱼只是一个试探动作而已，紧随而来的可能是越南方面将触角伸向西沙群岛。其实就是公然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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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奥•德尔皮纳尔”是菲律宾最大、最先进的军舰，由美国“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改装而成。首次巡航即抵达巴拉望岛，并进入南海九段线内侧水域进行所谓“巡航”，防御“西菲律宾海”。
菲律宾政府去年从该账户划出49亿比索，用于购买现代化武器。其中，启动了约4.23亿比索的资金，通过美国对外军售计划从美国购买了一艘退役的“汉密尔顿”级巡防舰。尽管“汉密尔顿”号的海面搜索雷达与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在交付给菲律宾之前被移除，但为在南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该舰已经过改装并重新装备了武器系统。在此之后，菲律宾还将购买两艘“汉密尔顿”级巡防舰。
美国是南海乱局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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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来西亚侵占的南沙群岛弹丸礁。
对于外部势力插手南海，中国也曾高调回应。《美国之音》3月26日发文称，中国警告他国不要卷入南海争端，文章警告印度不要参与南中国海越南所提供区域的石油开采，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个区域是争议区，我们并不认为那样做(开发石油)对印度有好处。”中国外交部负责印度事务的亚洲司副司长孙卫东语气十分强硬。
近期，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2012：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认为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实质上是中美海权的较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中国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
有评论指出，美国驻军澳大利亚的动机显眼，就是为了“看守”南海和印度洋。而增加驻澳北部的部队、战机和军舰数量，以及近期将在澳靠近南海的离岛部署侦查、反潜飞机的举措，更是遏制中国的明证。
面对外部的种种挑战，中国并没有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示弱。中国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日前发布通报说，海监南海总队派出的海上编队近日完成今年在南海的定期维权巡航执法第三航次任务。
有专家称，对南海和东海有争议水域的定期巡航将使中国渔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并强化北京的控制。“这意味着北京已改变以往被动防守的政策，转而采取主动行动捍卫自身的海上利益。”最新迹象显示，中国近日频频展示维护海域主权的决心，在外交上积极示强，试图向国内发出的捍卫海域主权的呼声作出回应。
(安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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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22)2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6:40:54
一旦打起来胜负先不说，关键是影响到石油供应，一年一亿吨啊！断了石油经济会垮掉，失业问题怎么办？现在就维稳，到那时就乱了。暂时忍一下吧，等有老美那样的实力再说吧，沉住气。
2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3:03:15
打倒中国共产党！
20#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57:37
中南海的褒褒诸公,个个腰缠万贯,要打仗个个摇头,要对外和谐,对P民高压控制个个点头,从朝鲜到缅甸,八面楚歌.
19#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47:50
人民共和国，却没有军队，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卫军。 我11名船员被杀，政府没有表态；利比亚丢掉400亿，政府不敢讲话；韩国海警先打人，政府没有力争；… …。美国说：出去了有人欺负你，招呼一声，咱修理他！ 中国说：出去了老实点，听人家话，少给老子惹麻烦！
18#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47:06
中共对国土并不很有兴趣。如中共在上世纪20-40年代引西方共产乌托帮之祸入华， 不惜搞武装叛乱据占了祖国大陆， 分裂国土。其后，中共又于1957年将白龙尾岛管辖权交给越南，划归越南领土（该岛位于北部湾正中，距离海南岛、越南海防均为120公里，谁占领了该岛，就意味着掌控了北部湾的大部份海空域，因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该岛同越南之间又是盛产鱼鲜的海域）。再次，在上世纪60年代，北韩提出要求中国让出一些领土给朝鲜，中共大笔一挥，也就划归朝鲜了（1962年，周恩来同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长白山连带天池约五分之三的面积划归了朝鲜，包括鸭绿江江心岛在内的61个沙洲、岛屿中的48个也划归了朝鲜。如果读者对照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地图，就可以发现中国东北的边界线已经有所变动了）。近年，可中共权贵集团为一己之私，弄至官场腐败，民怨日烈。 心虚之致，竟试图借美国人之力巩固权势。摊出谈判底牌, 公然声明其执政地位高于领土完整。可见，中共虽然对国民很凶，对外只是会叫叫而已。而且，中共已明示，只要美国不威胁它在中国之执政地位， 其它都好商量。这些，5毛畜牲不懂，但包括日本仔在内全世界的人都知到。愚民日报在自淫让5毛感兴奋。
17#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2:44:50
H+W哪,叫老百姓说啥好呢!骑着脖子拉屎都能忍呢,还不动声色呢? 该不是军队也管出啥问题了吧? 对付有刀有枪的还行吗? 这才是他们该做的.别整天帮你维稳,不务正业.
16#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1:22:04
越南人知道中国的精英都和吴建民一样的，都被阉割了。
1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0:55:17
南海的石油再多，已只会好了贪官污吏。老百姓一分钱也拿不到。所以对老百姓，还是别打。
1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0:51:10
都去捞钱了，谁会管南海的事。 国中无才相，军中无才将，学中无才学，连盗偷都无高科技盗偷，从上到下都烂掉了。
1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4-04 00:43:44
共军必败，越军必胜。将共军赶入南海喝凉水，打入南海喂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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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3, 2012
习近平张德江的浙江模式
您的位置：多维新闻 >> 评论 >> 习近平张德江的浙江模式
习近平张德江的浙江模式作者：郎遥远|来源：投稿|日期：2012-04-02 20: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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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习近平、张德江均已担任国家领导的今天，重温他们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的卓越政绩，解读他们主政浙江的治理模式，似有颂扬之嫌。但我相信，基于浙江现象和浙江模式的实事求是评判，合乎浙江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客观总结，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对探索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一定会有所启迪。
一段时期以来，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赋予不同政治意涵和政治色谱，在学界和舆论界被广为比较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研判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被看做威权治理的典型；轰轰烈烈的广东模式，则被赋予了民主治理的色彩。而今，重庆模式在强烈争议中尘埃落定，中央政府拨乱反正，及时踩住了其文革倾向的历史倒车，回到法治转型的科学发展正轨上。
相比于这两年大红大紫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实际上是更值得国人关注的一个改革样本。春江水暖鸭先知，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最早，规模最大，民间社会也非常发达，政府体制也更具有创新性。浙江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具有 “民营、民有、民享”特点的典型市场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浙江发展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历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和和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等五大历史性跨越。浙江先后出现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位个体户、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第一个免除农业税省份、第一个民营企业兼并世界500强……无数个第一，也让浙江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民营经济”、“浙江市场”、“天下浙商”，成为浙江现象最鲜活生动的符号。浙江生产总值排名从改革之初全国第12位跃至第4位；浙江人均GDP年均增长12.1%；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以上，连续1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浙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27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全国富裕城市十强，浙江占一半；全国农村养老金支付浙江最高。
近两年，在全国各省市GDP总量和增速排行榜，广东、江苏、山东雄踞在前，浙江屈居第四，表面上似乎浙江经济退步了，其实不然，天下浙商早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之外，还有一个浙江。许多浙商（包括我一些浙商朋友）在省外的每年GDP贡献和纳税额，都已经大大超过在本省的贡献，不少浙商在浙江本省的GDP贡献率只占其企业零头。如果两个浙江相加，结果如何？何况，浙江政府部门素来低调，深谙藏富于民之道，不像某些省份为了政绩，搜肠刮肚，虚报多报，GDP光芒万丈，老百姓满脸菜色。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商场遍地开花，而老百姓囊中羞涩，社会购买力举而不坚。研判“浙江经济”，不能仅仅考察浙江本省经济，更要把视野拉开，放眼全国，放眼世界，那就是“浙商经济”。在全国各省市都有无数浙商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当地企业的GDP贡献比重。
我把“天下浙商”分为两支队伍。一支是“浙商八路军”，坚守制造本业，发挥产业集群优势，不断致力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走品牌兴企、上市壮大、跨国经营之路。浙江是全国工业设计大赛举办最多、企业创建技术中心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国驰名商标最多的省份。从块状经济集群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基地，从浙江制造提升为浙江创造，是“浙商八路军”顺势应时的选择。努力实现产业层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提升；价值环节，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环节向高垄断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提升，促使浙江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它的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延伸，这是浙江制造业再造辉煌的方向。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努力。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充分散发光辉。
另一支是“浙商新四军”，以浙商理念、民间资本、市场资源、运营模式、商业人才、营销网络为扩展优势，以专业市场、商业地产、制造基地、电子商务、新兴产业、兼并企业为扩展战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创业。在我国很多地方，“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已成一句“商谚”，而现在嬗变为“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有的地方已经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浙江没有广东那样紧邻港澳、率先画一个改革圈的近水楼台，也没有重庆成立直辖市那样优越的国家战略支撑。在缺乏陆域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浙江凭借改革开放春风，不等不靠不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擅于“内外并举”，勇于“创业创新”，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浙江模式最显著特点就是：首先“民富”，然后“省强”。所谓“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特征是：“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源、大制造”，“小资本、大经营”，发展之道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
浙江模式之所以绚丽多彩，生龙活虎，不断创造奇迹，其主要特色是：率先发达的民营经济、成龙配套的市场体系、遍地开花的块状经济和合理定位的政府角色。民营经济是根，市场体系是叶，块状经济是土，政府角色是水。根深，叶茂，土肥，水活，“浙江模式”这棵大树因而茁壮繁荣。
浙江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在铁瑛、王芳、薛驹、李泽民等省委书记任内哺育发芽，在张德江省委书记任内成长，在习近平省委书记任内茂盛，在赵洪祝省委书记任内纳新吐故。“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在浙江模式中尤为重要，张德江、习近平两任省委书记尤为凸显。在张德江之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还时不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
撇开一些政治套话，总结张德江、习近平先后两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主政治理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张德江“顺时而为”，坚持改革开放，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习近平“顺势而为”，在历史新起点上奋进。他指出，浙江“资源小省”要“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变浙江制造为浙江创造；走好两个步，“走出去”，“引进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护好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其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张德江说：浙江的工作不用推，它自己会走。浙江人，温州人，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习近平说：浙商坚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创造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奇迹。
其三、注重法治转型原则。张德江率先倡导“变越位为归位，变错位为正位，变缺位为到位”，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经济法治转型，充分体现“活力在市场，动力在民营，优势在特色，护航靠政府”。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大平安”概念，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平安浙江”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拓展，成为“和谐社会”的实践基地和理论基础。追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平安”，全面促进了浙江的政府法治、经济法治和社会法治建设。在理念层面上，实现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转变；在技术层面上，设计完善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可行性行政程序；在监督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公民的监督意识；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浙江是全国民间中介组织最活跃最具活力的省份，也是社会综合治理颇具成效的地方。
其四、注重经济文化互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张德江指出，要用“文化经济”的新概念高度概括“浙江经济现象”，浙江的经济是“文化的”，浙江的文化是“经济的”。浙江经济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的背后是文化，反之，文化的动力在经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是最可贵的“浙江精神”，也是中国精神的体现。这种“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蓬勃发展。习近平对此深有感触：“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永康学派为代表，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浙商的文化基因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基因，浙商才会“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在改革开放的风雨激荡下焕发出“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创新精神，成为一支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劲旅，“浙商”成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
赵洪祝书记主政下的浙江，迈入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社会转型新时期。危机与机遇交加，转型升级前路漫漫。浙江一如既往，顺势而为，不折腾，不浮夸，不好高骛远，低调务实，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依然“一有阳光就灿烂”。习近平、张德江主政浙江的地方政府治理智慧，将继承发扬，不断完善，不断超越。
当习近平、张德江均已担任国家领导的今天，重温他们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的卓越政绩，解读他们主政浙江的治理模式，似有颂扬之嫌。但我相信，基于浙江现象和浙江模式的实事求是评判，合乎浙江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客观总结，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对探索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一定会有所启迪。“民富省强”的浙江模式，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重庆的“共同富裕”经典读本，给那些误认“平均主义就是共富”的文革遗老，打开一扇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亮窗口。
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品。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一个法治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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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张德江的浙江模式作者：郎遥远|来源：投稿|日期：2012-04-02 20: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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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习近平、张德江均已担任国家领导的今天，重温他们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的卓越政绩，解读他们主政浙江的治理模式，似有颂扬之嫌。但我相信，基于浙江现象和浙江模式的实事求是评判，合乎浙江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客观总结，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对探索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一定会有所启迪。
一段时期以来，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赋予不同政治意涵和政治色谱，在学界和舆论界被广为比较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研判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被看做威权治理的典型；轰轰烈烈的广东模式，则被赋予了民主治理的色彩。而今，重庆模式在强烈争议中尘埃落定，中央政府拨乱反正，及时踩住了其文革倾向的历史倒车，回到法治转型的科学发展正轨上。
相比于这两年大红大紫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实际上是更值得国人关注的一个改革样本。春江水暖鸭先知，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最早，规模最大，民间社会也非常发达，政府体制也更具有创新性。浙江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具有 “民营、民有、民享”特点的典型市场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浙江发展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历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和和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等五大历史性跨越。浙江先后出现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位个体户、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第一个免除农业税省份、第一个民营企业兼并世界500强……无数个第一，也让浙江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民营经济”、“浙江市场”、“天下浙商”，成为浙江现象最鲜活生动的符号。浙江生产总值排名从改革之初全国第12位跃至第4位；浙江人均GDP年均增长12.1%；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以上，连续1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浙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27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全国富裕城市十强，浙江占一半；全国农村养老金支付浙江最高。
近两年，在全国各省市GDP总量和增速排行榜，广东、江苏、山东雄踞在前，浙江屈居第四，表面上似乎浙江经济退步了，其实不然，天下浙商早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之外，还有一个浙江。许多浙商（包括我一些浙商朋友）在省外的每年GDP贡献和纳税额，都已经大大超过在本省的贡献，不少浙商在浙江本省的GDP贡献率只占其企业零头。如果两个浙江相加，结果如何？何况，浙江政府部门素来低调，深谙藏富于民之道，不像某些省份为了政绩，搜肠刮肚，虚报多报，GDP光芒万丈，老百姓满脸菜色。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商场遍地开花，而老百姓囊中羞涩，社会购买力举而不坚。研判“浙江经济”，不能仅仅考察浙江本省经济，更要把视野拉开，放眼全国，放眼世界，那就是“浙商经济”。在全国各省市都有无数浙商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当地企业的GDP贡献比重。
我把“天下浙商”分为两支队伍。一支是“浙商八路军”，坚守制造本业，发挥产业集群优势，不断致力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走品牌兴企、上市壮大、跨国经营之路。浙江是全国工业设计大赛举办最多、企业创建技术中心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国驰名商标最多的省份。从块状经济集群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基地，从浙江制造提升为浙江创造，是“浙商八路军”顺势应时的选择。努力实现产业层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提升；价值环节，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环节向高垄断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提升，促使浙江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它的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延伸，这是浙江制造业再造辉煌的方向。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努力。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充分散发光辉。
另一支是“浙商新四军”，以浙商理念、民间资本、市场资源、运营模式、商业人才、营销网络为扩展优势，以专业市场、商业地产、制造基地、电子商务、新兴产业、兼并企业为扩展战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创业。在我国很多地方，“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已成一句“商谚”，而现在嬗变为“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有的地方已经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浙江没有广东那样紧邻港澳、率先画一个改革圈的近水楼台，也没有重庆成立直辖市那样优越的国家战略支撑。在缺乏陆域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浙江凭借改革开放春风，不等不靠不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擅于“内外并举”，勇于“创业创新”，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浙江模式最显著特点就是：首先“民富”，然后“省强”。所谓“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特征是：“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源、大制造”，“小资本、大经营”，发展之道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
浙江模式之所以绚丽多彩，生龙活虎，不断创造奇迹，其主要特色是：率先发达的民营经济、成龙配套的市场体系、遍地开花的块状经济和合理定位的政府角色。民营经济是根，市场体系是叶，块状经济是土，政府角色是水。根深，叶茂，土肥，水活，“浙江模式”这棵大树因而茁壮繁荣。
浙江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在铁瑛、王芳、薛驹、李泽民等省委书记任内哺育发芽，在张德江省委书记任内成长，在习近平省委书记任内茂盛，在赵洪祝省委书记任内纳新吐故。“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在浙江模式中尤为重要，张德江、习近平两任省委书记尤为凸显。在张德江之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还时不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
撇开一些政治套话，总结张德江、习近平先后两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主政治理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张德江“顺时而为”，坚持改革开放，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习近平“顺势而为”，在历史新起点上奋进。他指出，浙江“资源小省”要“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变浙江制造为浙江创造；走好两个步，“走出去”，“引进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护好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其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张德江说：浙江的工作不用推，它自己会走。浙江人，温州人，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习近平说：浙商坚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创造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奇迹。
其三、注重法治转型原则。张德江率先倡导“变越位为归位，变错位为正位，变缺位为到位”，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经济法治转型，充分体现“活力在市场，动力在民营，优势在特色，护航靠政府”。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大平安”概念，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平安浙江”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拓展，成为“和谐社会”的实践基地和理论基础。追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平安”，全面促进了浙江的政府法治、经济法治和社会法治建设。在理念层面上，实现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转变；在技术层面上，设计完善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可行性行政程序；在监督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公民的监督意识；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浙江是全国民间中介组织最活跃最具活力的省份，也是社会综合治理颇具成效的地方。
其四、注重经济文化互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张德江指出，要用“文化经济”的新概念高度概括“浙江经济现象”，浙江的经济是“文化的”，浙江的文化是“经济的”。浙江经济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的背后是文化，反之，文化的动力在经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是最可贵的“浙江精神”，也是中国精神的体现。这种“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蓬勃发展。习近平对此深有感触：“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永康学派为代表，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浙商的文化基因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基因，浙商才会“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在改革开放的风雨激荡下焕发出“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创新精神，成为一支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劲旅，“浙商”成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
赵洪祝书记主政下的浙江，迈入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社会转型新时期。危机与机遇交加，转型升级前路漫漫。浙江一如既往，顺势而为，不折腾，不浮夸，不好高骛远，低调务实，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依然“一有阳光就灿烂”。习近平、张德江主政浙江的地方政府治理智慧，将继承发扬，不断完善，不断超越。
当习近平、张德江均已担任国家领导的今天，重温他们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的卓越政绩，解读他们主政浙江的治理模式，似有颂扬之嫌。但我相信，基于浙江现象和浙江模式的实事求是评判，合乎浙江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客观总结，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对探索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一定会有所启迪。“民富省强”的浙江模式，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重庆的“共同富裕”经典读本，给那些误认“平均主义就是共富”的文革遗老，打开一扇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亮窗口。
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品。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一个法治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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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2, 2012
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之上
维新闻 >> 评论 >> 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之上
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之上作者：北京日报|来源：文摘|日期：2012-04-01 23: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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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虽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 ——3月31日，《北京日报》“迎接十八大文萃”专栏开篇之作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六年中，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著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证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本文作者汪云生，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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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之上作者：北京日报|来源：文摘|日期：2012-04-01 23: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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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虽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 ——3月31日，《北京日报》“迎接十八大文萃”专栏开篇之作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六年中，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著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证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本文作者汪云生，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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