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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张德江的浙江模式作者:郎遥远|来源:投稿|日期:2012-04-02 20: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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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习近平、张德江均已担任国家领导的今天,重温他们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的卓越政绩,解读他们主政浙江的治理模式,似有颂扬之嫌。但我相信,基于浙江现象和浙江模式的实事求是评判,合乎浙江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客观总结,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对探索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一定会有所启迪。
一段时期以来,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赋予不同政治意涵和政治色谱,在学界和舆论界被广为比较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研判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被看做威权治理的典型;轰轰烈烈的广东模式,则被赋予了民主治理的色彩。而今,重庆模式在强烈争议中尘埃落定,中央政府拨乱反正,及时踩住了其文革倾向的历史倒车,回到法治转型的科学发展正轨上。
相比于这两年大红大紫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实际上是更值得国人关注的一个改革样本。春江水暖鸭先知,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最早,规模最大,民间社会也非常发达,政府体制也更具有创新性。浙江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具有 “民营、民有、民享”特点的典型市场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浙江发展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历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和和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等五大历史性跨越。浙江先后出现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位个体户、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第一个免除农业税省份、第一个民营企业兼并世界500强……无数个第一,也让浙江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民营经济”、“浙江市场”、“天下浙商”,成为浙江现象最鲜活生动的符号。浙江生产总值排名从改革之初全国第12位跃至第4位;浙江人均GDP年均增长12.1%;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以上,连续1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浙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27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全国富裕城市十强,浙江占一半;全国农村养老金支付浙江最高。
近两年,在全国各省市GDP总量和增速排行榜,广东、江苏、山东雄踞在前,浙江屈居第四,表面上似乎浙江经济退步了,其实不然,天下浙商早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之外,还有一个浙江。许多浙商(包括我一些浙商朋友)在省外的每年GDP贡献和纳税额,都已经大大超过在本省的贡献,不少浙商在浙江本省的GDP贡献率只占其企业零头。如果两个浙江相加,结果如何?何况,浙江政府部门素来低调,深谙藏富于民之道,不像某些省份为了政绩,搜肠刮肚,虚报多报,GDP光芒万丈,老百姓满脸菜色。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商场遍地开花,而老百姓囊中羞涩,社会购买力举而不坚。研判“浙江经济”,不能仅仅考察浙江本省经济,更要把视野拉开,放眼全国,放眼世界,那就是“浙商经济”。在全国各省市都有无数浙商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当地企业的GDP贡献比重。
我把“天下浙商”分为两支队伍。一支是“浙商八路军”,坚守制造本业,发挥产业集群优势,不断致力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走品牌兴企、上市壮大、跨国经营之路。浙江是全国工业设计大赛举办最多、企业创建技术中心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国驰名商标最多的省份。从块状经济集群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基地,从浙江制造提升为浙江创造,是“浙商八路军”顺势应时的选择。努力实现产业层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提升;价值环节,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环节向高垄断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提升,促使浙江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它的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延伸,这是浙江制造业再造辉煌的方向。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努力。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充分散发光辉。
另一支是“浙商新四军”,以浙商理念、民间资本、市场资源、运营模式、商业人才、营销网络为扩展优势,以专业市场、商业地产、制造基地、电子商务、新兴产业、兼并企业为扩展战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创业。在我国很多地方,“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已成一句“商谚”,而现在嬗变为“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有的地方已经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浙江没有广东那样紧邻港澳、率先画一个改革圈的近水楼台,也没有重庆成立直辖市那样优越的国家战略支撑。在缺乏陆域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浙江凭借改革开放春风,不等不靠不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擅于“内外并举”,勇于“创业创新”,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浙江模式最显著特点就是:首先“民富”,然后“省强”。所谓“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特征是:“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源、大制造”,“小资本、大经营”,发展之道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
浙江模式之所以绚丽多彩,生龙活虎,不断创造奇迹,其主要特色是:率先发达的民营经济、成龙配套的市场体系、遍地开花的块状经济和合理定位的政府角色。民营经济是根,市场体系是叶,块状经济是土,政府角色是水。根深,叶茂,土肥,水活,“浙江模式”这棵大树因而茁壮繁荣。
浙江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在铁瑛、王芳、薛驹、李泽民等省委书记任内哺育发芽,在张德江省委书记任内成长,在习近平省委书记任内茂盛,在赵洪祝省委书记任内纳新吐故。“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在浙江模式中尤为重要,张德江、习近平两任省委书记尤为凸显。在张德江之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还时不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
撇开一些政治套话,总结张德江、习近平先后两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主政治理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张德江“顺时而为”,坚持改革开放,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习近平“顺势而为”,在历史新起点上奋进。他指出,浙江“资源小省”要“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变浙江制造为浙江创造;走好两个步,“走出去”,“引进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护好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其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张德江说:浙江的工作不用推,它自己会走。浙江人,温州人,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习近平说:浙商坚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创造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奇迹。
其三、注重法治转型原则。张德江率先倡导“变越位为归位,变错位为正位,变缺位为到位”,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经济法治转型,充分体现“活力在市场,动力在民营,优势在特色,护航靠政府”。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大平安”概念,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平安浙江”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拓展,成为“和谐社会”的实践基地和理论基础。追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平安”,全面促进了浙江的政府法治、经济法治和社会法治建设。在理念层面上,实现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转变;在技术层面上,设计完善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可行性行政程序;在监督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公民的监督意识;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浙江是全国民间中介组织最活跃最具活力的省份,也是社会综合治理颇具成效的地方。
其四、注重经济文化互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张德江指出,要用“文化经济”的新概念高度概括“浙江经济现象”,浙江的经济是“文化的”,浙江的文化是“经济的”。浙江经济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的背后是文化,反之,文化的动力在经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是最可贵的“浙江精神”,也是中国精神的体现。这种“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蓬勃发展。习近平对此深有感触:“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永康学派为代表,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浙商的文化基因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基因,浙商才会“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在改革开放的风雨激荡下焕发出“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创新精神,成为一支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劲旅,“浙商”成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
赵洪祝书记主政下的浙江,迈入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社会转型新时期。危机与机遇交加,转型升级前路漫漫。浙江一如既往,顺势而为,不折腾,不浮夸,不好高骛远,低调务实,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依然“一有阳光就灿烂”。习近平、张德江主政浙江的地方政府治理智慧,将继承发扬,不断完善,不断超越。
当习近平、张德江均已担任国家领导的今天,重温他们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的卓越政绩,解读他们主政浙江的治理模式,似有颂扬之嫌。但我相信,基于浙江现象和浙江模式的实事求是评判,合乎浙江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客观总结,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对探索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一定会有所启迪。“民富省强”的浙江模式,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重庆的“共同富裕”经典读本,给那些误认“平均主义就是共富”的文革遗老,打开一扇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亮窗口。
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品。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一个法治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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