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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美关系
［迈克尔·斯宾塞］ (2012-04-30)
中国和美国均身处重大结构性变革中，双方都担心变革会结束中国生产低成本产品让美国购买的太平岁月。特别是，许多人担心如果这些结构性变革导致两国的直接竞争，那么最终只有一方能够胜出。 这种担忧不难理解，但它的前提却是错误的。中美双方可以，也应该从所建立的新关系获益，新关系将反映结构性现实的变化：中国的增长及其相对于美国的规模；推动自动化过程和取代就业岗位的快速技术变化；及由发展中国家收入上扬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但首先，它们得承认旧的双赢与互赖模式已过时了，需要一个全新的模式。 旧模式在过去30年为双方带来了好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和知识转移，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更具竞争力，并因此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出口加上大规模中国公共和私人投资（由高储蓄支撑，但现在看来储蓄有过剩之嫌），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支柱。 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也从经济中可流通部分制造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中得到很多好处。因此，美国的就业开始朝高附加值活动转移，这也支撑了美国人收入的增长。 跨国公司经营日益高效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它们可以随比较优势的变化重新安排。全球供应链的大体方向是从东方到西方，反映了全球经济可流通部分需求的组成和来源。 但这一切都已开始出现变化。好处正从成本转向增长。供应链是双向流动，并以全新的方式结合。中国的需求不但在增长，随着收入的上升，也日渐转向优良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中国的角色正在改变：它曾经是西方的低成本供应者，现在却正转变为西方产品的主要客户。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平衡它们的增长和就业的重大机会，但它们要做好竞争改变中供应链适当部分的准备。 中国必须开始开发新技术 中国人收入的上升也意味着中国将发生结构性变化，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以向高价值活动转型为前提。技术和知识仍将是重要元素，但除了吸收西方的工具和技能，中国也必须开始开发新技术。 要应对结构性变化的挑战，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扩大可流通部门的规模，并以就业为重心。要将美国的政策重新定位为多方面外部需求，需要关注两大关键性领域：教育和投资。 高质量教育和更高效的技能提升是创造中产阶级新就业机会的关键，而投资可以纠正美国与全球供应链脱节的问题——尤其是美国的中型企业。在与全球市场连接上，较小、更开放的经济体创造了许多贸易公司和基础设施，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开发还很不足。 诚然，要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现状也绝不是不可改变的；投资和支持性政策可以帮助改善现有情况。此外，从短期看，美国可以从相对简单的措施中获益，比如废除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 至于中国，政策药方不是问题。中国人明白发展不同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这也被列入了十二五规划。要成功实施必须加强对创新的激励、深化技术基础、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发展金融部门，及实施对国内、国外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竞争政策。 认清了双方所要完成的任务，如何确保富有成效和互惠的中美关系就变得相对直截了当了。中国仍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但重点已开始向国产知识、技能和创新转移。仍然是创新大国的美国可以提供帮助，但它需要进入增长的中国市场并在那里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金融部门的发展也是如此。 在美国，下决心恢复财政平衡并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即不再以过度国内消费为基础——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这样的重新平衡意味着通过扩张出口持续地降低经常项目赤字，而不只是削减进口。中国的需求将是一大助益，特别是在其经济规模和成熟度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因此，现在扩大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说是在为未来投资而不是急救方案，其回报将不断增加。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收缩对中国也有好处，中国手中的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计价的资产——正日益变为庞大而危险的投资。美国迈向外部平衡将可以逐步减少中国的储备，缓和其资产管理的头痛问题。 深入了解双方结构性挑战的变迁，有助于中美识别能够取得双赢的合作领域。中美关系的核心很简单：中国需要美国的创新来刺激增长，而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来刺激增长。如果双方都想在这种共生关系中获益，那唯一的方法是相互合作、扩大投资及实施改革。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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