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迈向“化异”中美应构建亚太和平共存框架

“求同”迈向“化异”中美应构建亚太和平共存框架
大中小2012-06-03 18:06:43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会议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于6月3日在新加坡落下帷幕。近年来，亚太区域合作正在经历从以经济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求同”阶段，升级为化解深层分歧、消除政治猜忌的“化异”阶段。迈过这道坎，地区合作将继续释放强大活力，各方都是受益者；反之，不仅经济合作潜力受损，各国也将成为安全对峙的受害者。
中美两家正是决定地区合作走向的主导性力量。中方先做“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表态、再提“C2（两国协调）”、“合作安全”构想，应进一步提出与美构建亚太和平共存框架，确保亚太局势稳定和危机可控，最终确立包容各方利益的亚太格局稳定。这也应是中美两国的共同义务和顺应亚太格局发展大势的负责任行动。
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
今次香格里拉论坛，美代表团阵容强大。参加论坛的美国代表团里有国防部长帕内塔，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以及参议员麦凯恩和利伯曼。帕内塔在对话上表示，未来将把六成军力转移到亚太地区。对此，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表示，第一，不要看成不得了，第二，不要当作无所谓。这是中国军方首次对美国亚太战略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任海泉代表军方再发“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音。
中国有句俗话：“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任海泉代表军方做了“当我们国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也会有反击的手段”的表态，这可视为“最坏处的准备”。同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傅莹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刊发文章《东亚的合作安全》，提出“合作安全”这一全新安全观念，则可视为“向最好处努力”的方式方法。
文章提出，“中国通过与东盟（亚细安）对话合作，培育了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念。这一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平等与合作，所以可以称之为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全面的安全、全体的安全，一个区域的安全感往往取决于安全链条中最脆弱的那个环节”。“合作的安全需要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
文章同时指出，“在亚洲，维护地区安全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制度框架和历史经验”，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有重要影响。中美要多对话多合作，少做令对方为难的事，这样地区国家也不会感到为难”。“安全是共同的、相互的。霸权，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在亚洲都不受欢迎；安全是综合的，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施策。处理安全问题首先要有大局观念。要树立长远的国家利益观”。
傅莹这篇文章的论调再次传递了中方立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年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曾强调，“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
在观察人士看来，冷战后美国做过三次军事转型。第一次军事转型是为应对苏联解体带来的全球新局，第二次的核心任务是适应全球反恐战争的现实需要，此次转型的核心特征即是突出亚太在其军事布局中的首要位置。这是冷战后美全球大战略演进与亚太形势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在其实施过程中针对中国的一面却非常突出。尽管如此，过分强调美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挑战不仅会使当前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还将给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战略风险。中美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存，既是确保美亚太战略成功的关键，也是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将对亚太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亚太和平共存符合多方利益
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存的重要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寻求与中国在亚太良性互动，是美确保其全球大战略顺利推进、强化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要素。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忙于打击恐怖主义，方式方法遭诟病，导致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备后质疑。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冷战后全球大战略的内在逻辑发展和亚太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催生了美亚太战。如果美在处理其全球战略最核心的亚太战略上，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分集中于应对中国，片面强调中国挑战，对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认识不足、借重不够，甚至将中国推到对立面，与中国死磕，那么美也将吃力不讨好。其他不说，中美两国已经在经济上互相捆绑，两国决裂即一损俱损。事实上，中美两国相隔遥远，中国的发展威胁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假如美国的综合国力不足以支撑它在全球的霸权时，会是美国明智的选择吗？
其次，谋求与美国在亚太良性互动，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阶段性重点。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同外部世界的各方面关系均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经济上，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政治与安全上，中国初步确立世界级大国地位，但各方对中国既有期待更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必须防止大起大落或成为众矢之的。维持稳定、向好的中美关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尊重美对全球秩序的积极贡献和全球主导地位，则有利于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
就中美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言，在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全面重返亚太同步发生的历史性时刻，实现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也将为两国开创“不同而和”、“同舟共济”、“共同进步”的新型关系模式提供重要的地缘空间，创造性地延长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当然，中美实现在亚太的良性互动，还符合域内各国的长远利益和亚太格局发展的客观需求，并且亚太国家乐见这样的结果。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构建亚太地区持久和平框架》的主旨演讲，呼吁各方发扬双赢理念，构建亚太地区持久和平框架。苏西洛在演讲中强调，亚洲地区需要中国和美国加强合作。“我们鼓励中美建立积极、合作的关系。无论是从战略、外交、经济还是人口总量来看，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远远不止于双边关系那么简单。由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潜力，自然很多国家都愿意同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中美间的合作和友好关系将对双方乃至整个区域产生积极的影响。”
亚太和平共存框架需要C2
虽然中美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存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但这一前景能否实现取决于双方的实际行动。最核心的一点即是相互确保核心利益，深入挖掘共同利益。双方应通过坦诚对话，明确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在各自推行亚太战略过程中对对方的利益予以尊重，对敏感而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力争找到管控方法。这是双方展开合作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消除零和心理，减少拆台行为，在地区治理的广阔领域内开发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当然，搭建亚太这样一个平台，双方在利用既有渠道，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渠道以及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继续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同时，谋建专门处理亚太共处和危机管控的双边机制平台，并确保对第三方适度透明。
比如说，对台军售、南海问题都应该在该和平共存框架下的具体事宜，通过在框架内协商解决，而不是现在的隔空喊话、鸡同鸭讲。此外，就像不久前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美时，双方达成在今年晚些时候，两国将在亚丁湾举行反海盗联合军演。这也应是框架下的内容，双方在力所能及和各自擅长的领域内承担共同的责任，借危机处理顺势推动地区治理机制的升级换代。
2011年初胡锦涛访美标志着中美两国进入了G2对视的时代，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放言，“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如果接下来，彼此承认对方在亚太的合理地位与角色，相互尊重对方在亚太伙伴体系的客观现实性及正面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美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共赢关系新模式，若此，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存框架则完全现实可期。

(陆一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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